我们今天讨论的议题是如何在“一带一路”的过程中实现战略对接。中国迅速的崛起，很大程度上是中国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的成功。我们的规划有长期的、中期的、短期的。长期的如“两个一百年”，中期的如“五年规划”，短期的如“年度规划”等等。

我一直比较看好中国模式，为什么？因为今天世界上的竞争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两种能力的竞争，一是改革能力的竞争，二是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的竞争。比较而言，中国这两个能力应该说是世界最强的，可能都不用加“之一”，这是实事求是的。

当然，中国不会把自己的模式强加于人，中国人没有西方传教士传统，但当你做得比较好，人家就会来向你学习，中国也确实有许多经验可以和其它国家分享。

我自己实地走访过100多个国家，我坚信中国人“实事求是”的哲学。“实事求是”英文翻译为seeking truth from facts （从事实中寻找真理），而不是pragmatism （实用主义）。

我们讲战略对接，首先要实事求是地了解各国战略规划和执行的能力。以我对世界各国的考察而言，我认为从战略规划和执行能力的角度来看，世界上的国家大致可以分成四类。

第一类：高质量战略，高质量执行。对于这一类国家，我们比较容易达成共识，我们可以互相取长补短。哪怕你的计划中只有四分之一或三分之一可以对接，我们就可以就对接。

第二类：高质量战略，低质量执行。这很大程度上是西方政治模式造成的，中国模式是一届接着一届干，西方模式是一届对着一届干，战略规划的连续性很差。一个党做的事情，四年后新的政党上来就推翻了。对于这样的国家，我觉得我们要有一些智慧，如果说他们有两个党，一个执政党，一个反对党，我们和他们都要有接触，我们要把他们都包容进来讨论战略，尽量找到这两个党之间的common denominator，也就是最大公约数，然后形成相对可持续的战略规划。某种意义上，这也就是以中国经验来影响别人。

第三类：低质量战略，低质量执行。这些国家战略规划能力弱，主要是国家能力弱。我们可以提供战略规划方面的帮助，中国在这方面有一整套的经验。如果这个国家整体的战略规划能力还不成熟的话，我们可以考虑把它的范围缩小。比方说我就帮你规划一个园区，规划一个开发区。这方面中国的经验非常之丰富，而且是世界一流的。开发区建设，也有助于我们的企业走出去，单个企业在海外奋斗不容易，但一批中国企业在园区内就容易把事情做成功。我觉得这是比较务实的态度。

第四类：没有战略，或者表面上有，实际上形同虚设。没有国家战略，当然也没有执行可言了。对这样的国家我觉得我们要采取战略谨慎（strategic prudence）的态度，我们要有战略耐心（strategic patience）。我们可以等待，这是没有办法的。

我经常用中国标准来看这个世界，有些国家还没有成熟到中国辛亥革命的水平，你怎么办？你拔苗助长也沒有用。中国自己也是这样的，我们今天做的事情放在四、五十年前，谁会想得到。一个国家的发展就像人的成长一样，到了某个时刻, 才会集体觉醒、集体成熟，英文叫 collective maturity。

我曾经在一个国家介绍中国模式，他们听了很有感触，说你们邓小平决定在深圳建立开发区，而我们国家要建立特区的话，肯定建在总统家乡，因为这个总统只能代表他自己那个部落，代表他的那个省。有的国家治理能力非常弱，它的中央政府能管好首都，管好一个省就不错了。好在中国人也是务实的，我们说“有所为、有所不为”，现在我们“一带一路”有pivot country（支点国家），还有pivot projects（支点项目）。

我们中国人还讲，成熟一个发展一个，我们还讲“高方案、低方案”，我们有很多发展方面的智慧和经验。实际上，有时候这方面速度慢一些，结果效果反而快，反而更好。

总体上我对“一带一路”是乐观的，因为我觉得中国“一带一路”背后有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很多成功经验。中国自己就是一个世界，是由成百上千个“国家”慢慢整合起来的。我们今天在“一带一路”碰到的许多困难，实际上中国在过去四十年中也碰到过，所以我相信这条道路是走得通的，是会成功的。谢谢大家！

（本文为复旦大学中国研究院院长、国家高端智库理事会理事、上海春秋发展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张维为教授在第五届全球智库峰会上的发言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