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自己靠码字为生，把文章抻长一些可多得些稿费，但我始终还是喜欢短文而对故作高深的新旧八股深恶痛绝。这大概是发端于高中语文老师李忠孝先生每周两次布置15分钟写200字短文的训练，也是因为自己写了20多年缺乏“理论高度”、“学术深度”的“材料”而习惯成自然的结果。

近日购得锺叔河先生所著《念楼学短》（湖南美术出版社2018年版），如获至宝、爱不释手。书分上下两册，精选530篇短文，每篇以【学其短】、【念楼读】、【念楼曰】来展现原文、稍加解释和借题发挥。相信读完全书，定会大有收获。

锺先生讲，“我们的古文最简约、少废话，这是老祖宗的一项特长，不应该轻易丢掉。”我想，我写的东西也要力求“自己先想清楚，别人能看明白”。千万不要搞得像老太太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自己写着反胃、别人看着恶心。当然，在力求简洁的同时，更要讲真话、说人话，不要胡乱放屁。

其实，受益于锺先生的智慧始于20世纪80年代他所编《走向世界丛书》和所著《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走向世界丛书》丛书共收录1840年至1919年去往外国的中国人李圭、容闳、郭嵩焘、张德彝、黄遵宪、曾纪泽、张謇、伍廷芳、盛宣怀、康有为、梁启超等写的见闻、游记、日记、报告文学、杂记诗作等100种图书，全书1700多万字。从1980年出版丛书第一册《环游地球新录》到2017年全部出齐，历时37年时间。

丛书出版之际，正是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起步之时。这些著作让刚刚进入改革开放时代的国人再次“睁眼看世界”，通过回顾百多年前中国人认识世界、走向世界的历程，重温了十九世纪中国由闭关自守到逐步开放的历史，更认识到了中国必须再次走出封闭、再次拥抱世界的重要意义。可以说，《走向世界丛书》和《河殇》一样，是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启蒙之作，在很大程度上激发了国人的危机意识、改革意识和创新意识。就此而言，锺叔河先生“借助清人学子海外见闻来讲述一个多世纪前的‘变革图强’与‘西学东渐’，以起到一点帮助打开门窗而又防止伤风感冒的作用”的初衷是完全达到了。

百多年前的晚清，是中国传统社会面临西方文明强烈冲击的时期。技术的落后、制度的掣肘、视野的狭隘、思想的守旧让传统中国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全方位挑战。面对李鸿章所谓“数千年未有之变局”，中国的帝王、将相、士人、学子都在以不同方式谋求救亡图存。如孙中山先生1878年出国后所言，“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在经历两次鸦片战争、以惨重的代价意识到与西方列强的巨大差距后，大清帝国终于不得不放低“天朝上国”的身段，发起了一场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洋务运动以“师夷制夷”、“中体西用”为指针，以“自强”、“求富”为目标，使中国在较短时间里拥有了工厂企业、火车电报、坚船利炮，在器物层面迅速缩小了与西洋和东洋的差距。然而，这种学习只是迫不得已的浅尝辄止而已。晚清著名的洋务派人士郭嵩焘当时就发现了中国洋务运动与日本明治维新的重要差别，他直言“西洋立国以政教为本。日本仿行西法，大小取法泰西，月异而岁不同……（中国专注于造船、制器、练兵）考求洋人末务而忘其本，自以为安。”中日两国在现代化路径上的差别很快就显现了不同的结局：在1894年的甲午战争中，大清的北洋舰队——这只当时东亚最先进的海军劲旅——最终落败于日本海军手下。《马关条约》的耻辱让晚清朝野上下认识到“要救国，只有维新”，因而才有了1898年的戊戌变法，试图从制度上有所革新和突破。然而，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触动既有的利益格局、引发激烈的观念冲突。变法刚刚103天，慈禧太后等就发动戊戌政变，结果光绪皇帝被囚，康有为、梁启超被迫流亡海外，谭嗣同等戊戌六君子被杀，戊戌变法归于失败。大清王朝也就此丧失了以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实现脱胎换骨的最后机会，最终在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亥革命的多重冲击下土崩瓦解。19世纪中后期的的现代化探索没有最终让中国实现制度与文化的转型，从而跃升为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化国家。

历史是一堆灰烬，灰烬深处仍有余温。

从1978年至今，中国的改革开放已走过40多个年头。40多年来，中国发生了历史性剧变，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农业国成长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取得了世人为之惊叹的成就。但同时，我们依然有诸多深层次的问题没有解决甚至没有触及。今天，在面临“百年未有之变局”之际，中国应如何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塔西佗陷阱、修昔底德陷阱、金德尔伯格陷阱而完成历史性使命，真正成为一个“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的现代化国家呢？这是摆在所有国人面前的一个重大问题。

锺叔河先生在《走向世界丛书》序言中曾说：“今天的世界已不是十九世纪的世界，今天的中国更不是清代后期的中国。但是，世界的发展越来越快，中国的现代化还有漫长的艰难历程，我们不能不继续打开眼界，走向世界。”而与晚清不同，今天的中国人要走向世界，“首先要使自己成为能接受全球文明，有世界知识，有世界眼光，有世界理想的人。”

“行百里者半于九十”。今天的中国虽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还远未到可以志得意满、狂妄自大、睥睨物表、不思进取的时候。正如锺先生所言，“我们如今虽已经用上了智能手机、坐上了波音飞机……但在思想层面上，我（不敢称我们）反省自己的世界眼光和世界理想，甚至在世界知识的某些方面，比起一个多世纪以前的郭嵩焘、黄遵宪他们来，差距实在还不小……”

当前，新一轮的大国战略竞争正在加速到来，中国与世界、世界与中国的关系进入了一个调整、重塑的阶段。如何看清世界、认清自己，是中国整理行装再出发的重要前提。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