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可金:“一带一路”之中东欧:为什么是中东欧?
2019年01月28日  |  来源:一带一路百人论坛   |  阅读量:7329

近年来,中东欧在中国对外关系的棋盘中角色日益凸显。尤其是在“一带一路”倡议中,相比西欧国家的满腹狐疑,中东欧国家的行为真可谓是“急先锋”。迄今为止,中国与中国与中东欧16国全面签署“一带一路”合作协议,一些重大基础设施项目稳步推进,比如贝尔格莱德跨多瑙河大桥运营通车、波黑斯塔纳里火电站并网发电、匈塞铁路、中欧陆海快线等,令西欧国家都十分羡慕。

更加诱人的是,中国—中东欧协同投融资合作框架开始实施,中国工商银行牵头成立中国-中东欧金融控股有限公司并设立中国-中东欧基金,中国-中东欧银行联合体成立,中国国家开发银行将提供20亿等值欧元开发性金融合作贷款;中国-中东欧投资合作基金二期10亿美元完成设立并投入运营。面对朝气蓬勃的中东欧,西欧的表现则差强人意。中东欧16国中有11个是欧盟国家,这些国家在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中的表现,不仅让欧盟国家的一些人担心,是不是中国有一种“分裂欧盟”的战略?眼下光景与三十年前苏东剧变的形势相比,真可谓是天壤之别。


“历史的枢纽”

关于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异乎寻常的积极态度,学界提出了多种解释,多数的解释聚焦于中国发展可能创造的机遇和利益上。然而,此种解释偏重于政策考量,缺乏理论根基,尤其是无法回答为什么周围的其他国家没有表现出类似的积极态度。事实上,中东欧国家的态度很可能代表了某一类国家的战略转向,有着深刻的社会基因和历史动因。

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中东欧国家包括维谢格拉德四国(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南欧九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马其顿、波黑、黑山、阿尔巴尼亚)和波罗的海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事实上,这一地区历来被视为“历史的枢纽”。从古代开始,游牧民族自东向西、从北向南的放马远征,在陆地上冲刷了世界历史的河床,也在海洋上推动了全球化发展的步伐。 

一百多年前,英国的麦金德爵士在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宣读了《历史的地理枢纽》一文,从人地关系的机动性出发,用河流文明、草原文明、海洋文明三种文明形态的民族冲突,解释了欧亚大陆内部核心地区的游牧民族与边缘地区的农耕民族以及海外地区的工商民族之间的互动关系。在麦金德看来,古代欧洲的历史是从属于亚洲骑马民族的历史,蒙古人的狂飙西进对所有欧洲王朝都形成了巨大压力,这成为欧洲人以民族国家世界观取代中世纪基督教世界观的直接动因,也间接推动了欧洲进军海洋、发现新大陆进而迂回包抄亚洲的伟大远征。基于此,麦金德眼中的世界被划分成没有水路却适合陆地交通的欧亚大陆中心的“心脏地带”、紧邻枢纽区域的是德国、奥地利、土耳其、印度和中国“内新月地带”以及被海洋隔离孤立的英国、南非、澳洲、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外新月地带”。因此,古代史就是欧亚大陆枢纽国家沿东南方、东北方和西南方三个方向边缘地区扩张的历史。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东欧地区一直就是心脏地带越过欧亚大草原的首道战略屏障。“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麦金德的这一阐述是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后来不少学者提出的“大陆边缘说”、“全球巴尔干”以及“文明分界线”等概念,都或多或少是麦金德思想的延续和发展。二战后,美国对苏联和中国的遏制和围堵,也是基于此种陆海二分。冷战结束的最显著标志,也是中东欧国家从共产主义阵营向所谓“自由民主世界”的集体战略转向。经过近三十年的世界政治经济变迁,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问题上的再一次集体转向,其战略影响和深远意义自不待言。


并非走回头路

其实,理解中东欧国家对“一带一路”态度的显著变化,不应该仅仅将其放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中来认识,而应该将其放到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关系中来认识。事实上,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创立于2012年,是“一带一路”提出之前就开始了。真正的逻辑关系是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有力推动“一带一路”建设,而不是相反。从整体来看,中东欧国家真正感兴趣的并非是“一带一路”,而是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

近年来,中东欧国家兴起了一股强大的“中国热”,与中国建立战略伙伴关系成为中东欧国家的普遍倾向。从2016年开始,中国与捷克、波兰、塞尔维亚、匈牙利等先后确立了不同程度的战略伙伴关系。对中东欧国家而言,与德国等欧洲大国强悍的“价值观外交”和“欧盟东扩”不同,中国的做法是不对其他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在经济合作时不设置政治条件,始终秉承了一种务实合作的风范。因此,强调与中国加强伙伴关系,不仅是政治家们的谋划,也是中东欧国家媒体、智库甚至普通市民的基本看法。尤其是波兰、捷克、匈牙利、斯洛伐克和罗马尼亚等与中国贸易额较大的国家,它们与中国的贸易额占总贸易额的80%,加强与中国的合作关系在其外交中越来越成为优先发展的方向。

当然,中东欧国家与中国的日益接近,引发了一些欧盟国家的担忧,认为中东欧国家和中国的“16+1”合作是在分裂欧洲,甚至担心中国在中东欧地区软实力的增长会最终取代德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事实上,中东欧国家与中国日益走近,并不以脱离欧洲为追求目标。尽管中东欧国家不愿意看到德国在欧盟内独大,也对可能的德国在欧盟内部的霸权地位满腹疑虑,甚至不排除有的中东欧国家有借助中国平衡欧盟和德国的考虑,但中东欧国家仍然积极追求与欧盟的深层合作, 中国与中东欧的合作更多停留在经贸关系和人文交流上,在战略和安全层面,与欧盟的合作仍然是居于主导地位。

匈牙利总理维克托·欧尔班公开表示,中东欧国家将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视为一种新的全球化模式,这种模式不会将世界分为老师和学生,而是建立在互相尊重和互利互惠的基础上的平等伙伴。近年来,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在“一带一路”等经济合作上高歌猛进,但在政治和外交上并不是没有杂音,表明中东欧国家的“集体转向”是有限度的,并非是回到历史,而是开创未来。


互联互通的力量

其实,真正决定中东欧国家“集体转向”的力量来自于中国的互联互通智慧。无论是“一带一路”倡议,还是“中国-中东盟国家合作”,内在的逻辑都是一致的,那就是推动互联互通,而不是寻求向他国输出模式或者推动他国国内制度转型。在全球化深刻调整的今天,所有这一切都已经在各国国内成为异常敏感的政治话题,成为反建制主义和逆全球化思潮崛起的根源之一。 {nextpage}

从2012年开始,中国推动与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时就明确了互联互通的思想,致力于推动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发展战略对接,以重大基础设施项目合作为抓手,推动各自国家发展战略的互联互通,共同推进一系列合作项目,涵盖基础设施、交通物流、贸易投资、地方交往、能源等诸多领域。在这一互联互通思路驱动下,不仅中国与中东欧国家深化了合作,也推动了中国与欧盟国家的经贸合作和欧洲内部的全方位合作。中国外交部在2017年11月28日公布的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五年成果清单显示,“16+1合作”框架下已建立领导人会晤机制以及政策协调、经贸、文化、教育、农业、交通、旅游、科技、卫生、智库、地方、青年等各领域合作平台,取得丰硕成果,涵盖政策沟通、互联互通、经贸、金融、人文5大类,共200余项具体成果。

从推动中欧互联互通的理念出发,欧盟的弱化和分化完全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16+1合作”是中国同中东欧国家自主自愿创建的一个跨区域合作平台,已成为中国同欧洲关系的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开展“16+1”合作,既有利于发挥中方同中东欧国家的互补优势,也有利于欧洲缩小内部差距,实现欧洲的均衡发展。从中国方面看来,中国—中东欧国家合作是中欧关系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中东欧国家各自发展,也有利于推动中欧关系全面均衡发展。2015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东欧16国领导人时指出,“16+1合作”诞生以来,形成了全方位、宽领域、多层次的合作格局,开辟了中国同传统友好国家关系发展的新途径,创新了中国同欧洲关系的实践,搭建了具有南北合作特点的南南合作新平台。2015年11月26日,习近平在北京集体会见来华出席第四次中国—中东欧国家领导人会晤的中东欧16国领导人时指出,要实现“16+1合作”同“一带一路”建设充分对接,实现“16+1合作”同中欧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全面对接,实现“16+1合作”同各自发展战略有效对接。


和而治之的智慧

近年来,在欧盟内部有一种舆论,这种舆论质疑“16+1合作”是不是地缘政治工具,是不是要把欧洲“分而治之”?这纯属无稽之谈。恰恰相反,中国真正的考虑是借助与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巩固和强化与欧洲的全方位合作,真正跨越发达国家对中国设置的种种限制,成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正常成员。

习近平主席在会见中东欧国家领导人时多次指出,要将“16+1合作”打造成“一带一路”倡议融入欧洲经济圈的重要承接地。为了体现“16+1合作”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中方始终坚持在中欧关系和欧盟有关法律法规的框架下开展同中东欧国家的合作。历届“16+1”领导人会晤都明确传达了支持欧洲一体化的信息,成果文件也都明确提出开展合作要遵守欧盟法规。欧盟代表也多次受邀出席“16+1”框架下的重要活动。中方明确表示正积极考虑邀请欧盟和成员国代表出席新一轮“16+1”领导人会晤,共商发展合作大计。同时,中国正在积极考虑同德方在中东欧地区开展三方合作,把中国与中东欧国家合作机制建设成为一个开放性的跨区域合作平台。

显然,“16+1合作”框架非但不是对欧洲“分而治之”,而是“和而治之”。这一框架的初衷就是促进中东欧国家发展,同时助力欧盟实现均衡发展,更好推进一体化进程。“16+1合作”不是封闭排他的小圈子,而是公开透明的大平台。本着透明开放、合作共赢的精神,中国努力推动“16+1合作”与中欧构建和平、增长、改革、文明四大伙伴关系齐头并进,邀请欧盟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多次领导人会晤。此外,中国与中东欧16国一直强调,合作是建立在遵守包括世贸组织规则在内的国际通行规则和欧盟法律法规框架基础之上,坚持共商共建,按照企业为主、市场化运作的原则,推进有关合作项目实现双赢多赢,走出了一条跨越不同地域、不同制度的国家间务实友好合作新模式,是跨区域务实合作的“孵化器”,是中欧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益补充。诚如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先生所言,“16+1合作”之所以快速发展,展现出旺盛的生命力,关键在于我们践行了“平等协商、互利互惠、开放包容、务实创新”的合作理念。

毫无疑问,无论是“一带一路”,还是“16+1”,中国的互联互通和和而治之理念能否走得通,还将在未来面临更多的考验。对中国来说,真正需要做的还是行胜于言,要精准定位,锁定发展互联和人文互通两个领域,避免卷入政治纷争,避免陷入战略陷阱,坚定不移地走新型全球化之路,走全球共同发展之路,前景就一定是光明的!

(本文转自:清华大学全球共同发展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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