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进“一带一路”必须抵制诱惑

        “一带一路”建设倡议的提出，标志着中国正在走向一个真正的全球性大国。这是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题中应有之意，是中华民族走向全面复兴的必然之路。不过，重温以往大国的经验教训，中国外交需要注意以下方面：

         一是坚持进步导向，不走传统大国的强权老路。一个正在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必定是一个能够对世界做出更大贡献的中国，能够更为有力地推进世界的进步事业。这意味着，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不是要去追求世界的主导地位，而是要以其更大的世界影响力去为全球治理做出更大的贡献。这是中华文明的基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所决定的，不会也不应以中国实力地位的改变而改变。

        二是坚持量力而行，不做大包大揽的救世领袖。中国的综合实力再发展，中国也不能凭自己的力量来解决世界上的所有问题。世界的问题还是要各国的人民一起来解决。当然，我们也知道，随着一个国家实力的快速的增长，运用权力的诱惑也随之上升。抵制权力的诱惑并不容易，这需要中国有足够的定力。

        三是坚持内外统筹，确保内外支持的良性联动。要持久地在国家之外投入更多的资源，需要内外两方面的保证。在国外，这种资源的注入要导向国家之间的共赢发展，否则必然导致其他国家对中国的产品、投资、文化价值的抗拒和抵制。在国内，这种资源的输出也必需为本国带来长期的福利，从而确保来自国内民众对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持续支持。

        四是坚持创新发展，破解国际合作的传统困境。西方的国际合作理论往往自我设限，要么认为国际合作需要一个霸权，要么认为国际合作需要西式民主制度，除此之外，国际合作要么是权宜的，要么是不可能的。中国推动的国际合作肯定是非霸权的，是多元制度并存下的合作。因此，如何建构持久的合作，建设“一带一路”，推进全球治理，都需要理论和实践的创新。目前，“一带一路”的实践创新已经走在了理论创新的前面，急需理论创新的跟进来进一步指导实践的持续创新。

 “一带一路”研究院很多，复旦的特色是什么

        复旦大学成立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以下简称研究院），是要调动校内和校外资源，做好三大块的研究：一带一路建设本身的研究、全球治理研究和两者之间的关系研究。

在研究型大学内设立这样的研究院，首先是学科建设和理论建设的需要。需要推进的理论研究包括：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理论，包括中国特色全球治理理论、中国特色国际合作理论、中国特色国际领导（或引领）理论、中国特色外交制度理论、中国特色外交伦理等。

       与此同时，在高校智库建设如火如荼的今天，复旦研究院认为也要发挥学校多学科优势，推进在各个问题领域的“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研究，比如安全、经济、文化、历史、法律、传播、环境、网络安全、发展援助等等，并在具体问题上提出来自复旦学者的贡献。

       复旦也有着国内高校较为齐全的地区国别研究，可以在涉及美国、欧洲、俄罗斯、金砖国家、中亚、东亚、南亚等广大区域范围内推进“一带一路”研究，未来还可以扩展到其他力量较弱的地区和国别研究。

       此外，作为位于上海的一个重点大学，复旦也要以咨政研究为上海建设“一带一路”桥头堡做出自己的贡献，并在国际智库网络的构建中发挥独特的优势作用。

“一带一路”建设写进了19大报告和修改后的《中国共产党章程》。这说明，“一带一路”建设将是中国外交的长期和核心任务。所以“一带一路”研究院的大量出现不是偶然的。一开始的低水平重复也不可避免。对于每个单位而言，关键是做出自己独到的贡献。

       复旦研究院把“一带一路”和全球治理放在一起来进行研究，这一指导思想得到了很多中央部委和专家的肯定。我们也确实希望，借助复旦在区域研究、全球治理研究、理论研究和多学科研究的综合优势，借助人才培养和学术研究的有机结合，借助复旦在国内外广泛的合作网络，可以在“一带一路”研究中走出自己的独特道路，既推进“双一流”学科建设，也为国家外交和上海发展扮演好高校智库的角色。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第一副院长。本文据澎湃新闻和sixth tone对陈志敏教授联合专访的内容整理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