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5日，复旦大学与“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共同举办“一带一路”与全球治理高层论坛。同日，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正式揭牌。当此之时，复旦大学校长助理、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第一副院长陈志敏教授撰文，讨论当下全球治理面临的挑战、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对全球治理的意义，以及复旦大学能为中国参与全球治理做出何种贡献等问题。

        2017年5月15日，北京，“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举行，记者在会场外拍照。视觉中国 资料

当下全球治理的困境也可能是好事

       简单地归纳，现有的全球治理存在三大类的问题。一是国家治理的问题。全球治理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国家治理的基础上，只有每个国家得到了良好治理，全球治理才有坚实的基础。如果出现许多国家的不治理，特别是国家不治理蔓延到国际体系的核心国家，全球治理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失去了依托。过去，西方国家常常将国家不治理视为发展中国家特有的问题，今天国家不治理或弱治理的现象已经大面积出现在发达国家世界。如果说发展中国家出现治理问题是因为国内能力太弱和外部挑战太强，发达国家当前所面临的治理挑战完全是因为过于自满和滥用权力。

        全球治理的第二个问题是缺乏治理的问题。在跨国和全球的层面，人类面临的自然的、技术的、经济的、安全的和社会的挑战林林总总，需要各国投入资源、提供方案、发展机制来加以应对。基于集体行动的困境以及国家自利的偏好，各国在全球治理中常常不能投入足够的资源，建立有效的机制和达到治理的效果，形成治理缺位的状态。

        全球治理的第三个也是常常被人忽视的问题是错误治理的问题。在冷战后世界里，全球治理成为一种显学，西方国家是其中最为响亮的鼓吹者。它们也投入了大量的资源，进行了无数的研究，付诸了许多的行动。但是，在很多方面和很多领域，这些资源、研究和行动非但没有带来全球治理，反而造成了许多全球问题。比如，美国对中东的军事干预促发了整个地区的混乱，欧洲在周边地区的民主输出加剧了与俄罗斯的地缘竞争，令中东北非地区陷入政治动荡，滋生恐怖主义和难民潮，自己也反受其害。

       以这样的角度来看待全球治理的问题，欧美担当全球治理的义务的能力和意愿下降既是坏事也是好事。从负面影响而言，欧美的战略收缩意味着这些原本的全球治理核心国家正在投入更少的资源，更不愿意去为全球治理分担责任，从而加剧缺乏治理的问题。比如，美国从全球气候治理的巴黎协定中撤出，意味着美国在国内的气候治理努力将出现倒退，从而为全球气候治理的目标实现制造新的困难，也意味着美国将停止为发展中国家的气候治理提供资金，从而削弱发展中国家提升气候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意愿。不过，考虑到欧美过去的治理有许多是错误的治理，减少欧美在世界事务中的介入也可能是一件好事，可以少点来自欧美的错误治理，减少对其他国家的伤害。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问题，我们自然不必为欧美的战略收缩而心有戚戚，但也要清醒地看到这种战略收缩对全球治理带来的不利影响。

中国：全球治理新时代的变量

        无疑，中国的作用是全球治理新时代的一大变量。中国成功的国家治理不仅让中国在世界中成为一个稳定之锚，中国的增量资源可以冲抵欧美战略收缩所加剧的治理缺失，而且，中国带入的全球治理新理念和新方案可以减少全球治理中的错误治理，为更好的全球治理，为建设人类命运共同体带来新的希望和可能。

“一带一路”建设已经成为中国和许多国家的合作主题，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欢迎。这不是没有理由的。“一带一路”建设所秉持的共商共建共享的新合作模式不仅为国家间的双边合作提供了合作范式，也为全球治理带来了新的思路和新的可能。

        首先，它具有共赢性的特点，强调共赢治理，而不是零和治理，中国的发展可以带动其他国家的发展，反之亦然。

        其次是它的平等性。中国不试图确立对他国的主导权，而是在尊重其他国家主权的基础上来推进互利合作的平等治理，因而较之西方的等级治理更受欢迎。

        第三是其赋权性。中国的发展经验告诉自己，每个国家都有自己最适合的发展道路，这条发展道路要一国人民自己去探索。来自外部的最有效的支持是帮助这些国家去提升自己的能力，让他们能够更快更好地找到自己的发展道路。 因此，“一带一路”是一种赋权治理，而不是用一种道路模式去替代沿线国家自主选择的包办治理。

        第四是其吸引性。“一带一路”建设是一种公开的邀请，它欢迎各个国家与中国开展互利合作，通过资源的投入，中国也表明愿意承担合作的风险。在这一方面，中国的合作倡议得到了许多全球化边缘地带国家的欢迎，因为它们看到了“一带一路”建设为它们带来的发展机遇。在欧美注意力日益内倾的今天，“一带一路”的吸引治理模式自然更加广受欢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