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贵洪:“一带一路”倡议与印太战略构想的比较分析
2019年04月01日  |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02期  |  阅读量:16189

路径选择:共建对接vs同盟伙伴

安全和发展逻辑的不同决定了“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选择不同的实施路径。“一带一路”在推进过程中,倡导共建对接的创新路径,体现了国际发展合作和全球发展治理的新模式。印太战略强调同盟伙伴关系,通过强化与传统盟友的军事安全合作以实现其战略目标。

(一)“一带一路”与共建对接路径。合作共建和战略对接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路径。2015年3月中国政府公布的《愿景与行动》确立了“坚持开放合作、坚持和谐包容、坚持市场运作、坚持互利共赢”的共建原则,提出“五通”作为合作重点,“积极利用现有双多边合作机制”,并“积极推进沿线国家发展战略的相互对接”。

根据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工作领导小组确定的“一带一路”五大方向,中国将与有关国家重点共建六大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五年来,中国政府已与近20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签订共建“一带一路”的合作文件,“一带一路”朋友圈遍布五大洲。特别是自2016年4月中国与国际组织签署首份“一带一路”合作文件以来,多边推进、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合作共建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路径。

战略对接包括双边和多边两个层面。双边对接主要是中国与“一带一路”有关国家发展战略的协调和对接。这种对接可以为双边和地区合作提供新的动力,通过重大合作项目,实现市场对接和政策对接。多边对接主要是与联合国和国际组织发展议程和工作计划的对接。这种对接一方面有利于“一带一路”的多边推进,另一方面也为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提供支持。在大力推动通过基础设施,产能合作、工业园等为重点的“硬对接”的同时,中国也在加强人文交流和政策规则的“软对接”。

(二)印太战略与同盟伙伴路径。对美国来说,同盟和伙伴是实施印太战略的主要路径。特朗普政府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阐述“印太”时强调要“加强与盟友和合作伙伴的长期军事关系”,包括“推进与日本和韩国在导弹防御方面的合作”,“拓展与印度的防务和安全合作”,“重振与菲律宾和泰国的联盟关系”,“加强与新加坡、越南、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等国的海上合作伙伴关系”等,以应对所谓的中国的战略挑战和朝鲜的核威胁。

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与安倍版的印太战略、印度的“东进”政策和澳大利亚的“印太战略弧”构想可谓一拍即合。印太战略是美、日、印、澳的共同需要,但又有不同的诉求。一方面,从亚太到印太,美、日、印、澳扩大了战略空间,又满足了防范中国的共同需要;另一方面,日印澳在“是否与美国合作平衡中国影响力”上都存在一定的矛盾性和摇摆性,并不愿意充当美国战略的马前卒。

日本很早提出印太概念和印太战略构想,也是美国印太战略最坚定的支持者。2006年安倍内阁在推行“自由与繁荣之弧”和“价值观外交”时,就提出构建“日美澳印”战略合作框架。2007年8月,安倍在印度国会发表《两洋交汇》的演讲,提议构建一个以日、美、印、澳四国合作为基础的“扩大的亚洲”和“太平洋网络”。2012年12月,安倍撰文提出“亚洲民主安全菱形”的政策构想。2013年2月,安倍在美国发表演讲时明确使用“印太”概念。2016年8月,安倍在第六届东京非洲开发国际会议(TICAD)上明确提出“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的战略构想。日本重视和强化印太概念,积极支持美国倡导的印太战略,主要目的是借助美国的主导和印、澳的支持,实现政治大国的战略诉求。

冷战结束前后,澳大利亚曾通过倡导亚太经合组织确立了其亚太国家的身份。而印太战略有助于进一步提升澳大利亚在地缘政治和美国全球战略中的地位也为澳大利亚发挥中等强国的作用提供了新的机会和更大的平台。澳大利亚外交和贸易部秘书瓦吉斯(Peter N Varghese)就指出,“通过联结太平洋和印度洋,印太构想确认了澳大利亚作为面向两洋的大陆的独特地缘战略地位”。由于一个以中国为假想敌,以遏制中国为目标的印太战略从长远来看并不符合澳大利亚的战略和经济利益,澳大利亚更希望塑造一个更具有包容性的印太战略体系,并在其中发挥联系和协调作用。

印太战略无疑极大地提升了印度的地缘政治地位,从亚太时代的边缘地位到印太时代的中心地位,印度没有理由不欢迎印太战略。印度从冷战后开始实施的“东向”(Look East)政策升级到莫迪时代的“东进”(Act East)政策,就是不断向西太平洋和南太平洋拓展利益和影响的过程。印太战略可成为印度东进政策的延伸,为印度提供在更广泛的印太地区发挥大国作用,以及加强与美澳日战略合作并制衡中国的机会和空间。2017年7月,美国把印度列入“一级战略贸易许可地位”名单,可以与美国的“北约盟友”和亚洲的同盟日本和韩国享有相同待遇,采购美国最高端与敏感的军事科技武器。2018年9月,美国和印度首次举行“2+2”对话会,在印太战略背景下,美印合作又上了一个台阶。

在印太地区,美日、美澳长期以来是军事同盟关系,美印军事和安全关系也在不断加强,日澳之间较早建立了“准同盟”军事合作关系,日印之间的政治安全合作也体现出“准同盟”的特征和趋势。印太战略将推动现有双边同盟向多边同盟转变,形成美日澳印四国集团(QUAD),在印太地区的东北南西四个方向形成一个四边形,对中国的崛起形成防范和围堵。

(三)路径差异体现理念之别。共建对接则体现了合作共赢的理念。“一带一路”倡议以发展为导向,本质上是一项国际发展合作议程。围绕“五通”,通过共建对接,致力于建设利益、责任和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是中国为世界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倡导的是共商共建共享。“一带一路”从最初的沿线,到后来的五大方向,以欧亚非大陆为重点但延伸至拉美和大洋洲,不断扩大“朋友圈”,具有开放性和包容性的特点。合作共赢的理念和共建对接的路径有利于各国克服历史、文化、制度等各种差异、矛盾和分歧,共谋发展。

同盟体现了传统的对立对抗思维。印太战略继承了冷战时期的大西洋联盟和冷战后美国在亚太地区推行的双边联盟的对立和对抗思维,明确把中国作为战略竞争对手,把朝鲜视为主要威胁,从而使印太地区安全的性质和结构处于对立之中。印太战略标榜“自由和开放”,但同盟往往是封闭和排外的,不具有开放和包容性,实质上是一种集团政治。这种对立对抗思维和同盟路径容易导致印太地区出现“新冷战”,从而重现二战后欧亚大陆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对抗。

从某种意义上说,“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代表了当今世界两种主要的地缘合作议程。随着“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的推进,这一议程也将是形成新规则和塑造新秩序的过程。中国和美国如何引领其分别主导的议程,中美之间的竞争和合作态势又如何,将决定新的规则和秩序具有更多的包容性还是更多的对抗性。

结 语

无论是作为倡议还是构想,“一带一路”和印太的性质和内涵都还不确定,内容还在充实之中。但是,以“印太”取代“亚太”并且位于美国地区战略的首位,印太战略无疑反映了特朗普政府的战略取向其联合日、澳、印,防范中国,维护美国主导地位的战略目标十分明确。印太战略以海洋为纽带,以“自由开放”的价值观为原则,突出安全合作的逻辑,强调通过同盟和伙伴的路径,建立以规则为基础的秩序。而作为推动“两个构建”的重大举措,“一带一路”倡议是中国新时期对外开放和“走出去”的顶层设计,致力于把“一带一路”建设成和平、发展、开放、创新和文明之路。“一带一路”以海陆为方向,以“共商共建共享”和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原则,突出发展合作的逻辑,强调通过共建对接的路径,探索以议程为基础的秩序。

中国和美国都支持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这也是绝大多数国家的共识。问题是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国际规则,如何维护国际规则?多边主义、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国际关系民主化和法治化、自由和公正的贸易、通过对话协商解决分歧等等都是现有国际规则的主要内容。这些规则正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一方面,有些规则难以应对新型全球问题和全球威胁,另一方面,这些规则受到保护主义、反全球化、单边主义等的挑战。无论新规则的形成还是旧规则的完善,都可以通过议程来实现。“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作为两个世界大国分别倡导的新议程,在地缘、原则、逻辑和路径上的不同取向对塑造地区和全球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在“议程+规则”的新秩序建构过程中,中美之间的竞争将是前所未有的。

(本文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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