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是为了走出发展困境、解决发展赤字。发展是全人类的共同诉求，但全球发展面临诸多困境，突出表现在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一方面，国际金融危机的负面影响仍未消除，世界经济增长乏力，经济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地区之间、国家之间、一国内部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和社会不平等进一步加剧。由于现有国际规则未能充分反映和考虑发展中国家的发展特点和发展需求，逆全球化和保护主义使全球发展环境日益恶化，全球发展领域的国际公共产品有效供给不足，发展赤字越来越严重。中国的发展实践和经验可以为走出全球发展困境和解决全球发展赤字作出贡献，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应对全球发展困境和赤字提供的中国方案。

“一带一路”倡议的特点是开展发展合作，实现发展对接。在联合国、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等全球性和地区性平台上，中国多次倡导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积极引领发展议题。中国提出开展互联互通的发展合作，就是为了破解各国面临的发展难题，突破发展瓶颈。中国政府已与1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通过签署合作共建“一带一路”文件，与沿线国家和国际组织的发展进行对接。这种发展对接，在主体上包括与沿线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的双边和多边对接，在内容上既包括具体商业项目和市场的对接，也包括发展战略和政策的对接。未来，这种对接还可在理念、机制、规则、评估等方面继续推进。

“一带一路”倡议本质上是一项发展议程，属于发展治理的范畴。“一带一路”建设是中国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平台，也是中国推动的一项国际发展议程和引领全球发展治理的一次尝试。在全球层面，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发展具有指导意义，每一个会员国有义务和责任进行落实。在地区层面，《非洲2063年议程》是非洲人民自己制定的以妇女赋权和解决非洲发展为主题的议程。“一带一路”作为中国倡导的以互联互通为核心的跨地区发展议程，既与联合国和非洲的发展议程存在互补效应，也需要深化协调和对接。通过上述三大发展议程的推进，全球发展治理的体系和格局必将发生深刻变革。

(二)印太战略与安全逻辑。印太战略是一项安全战略而不是发展战略,遵循的是安全逻辑，其出发点、目标、内容和手段都围绕安全而展开。

印太战略主要由美国军事安全文件和官员进行了阐述。从目前来看，印太战略的内容主要体现在《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国防战略报告》和《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三个文件中。《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从总体国家安全的高度确立了印太战略在美国地区安全战略中的首要地位。《国防战略报告》从国防安全的视角明确了印太战略的主要手段是加强同盟和伙伴关系。《2019年国防授权法案》则进一步提出了推进印太战略的主要行动方案。在此基础上，美国国防部长詹姆斯·马蒂斯在新加坡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印太战略的主要内容。美国国防部把把太平洋司令部更名为印太司令部，从而迈出了实施印太战略的实质性步骤。

美国印太战略的出发点是，在战略上联合澳大利亚、日本和印度等地区大国，重塑地区安全架构。在美国的构想中，印太战略突出政治协同和军事安全合作，并在现有军事安全同盟的基础上对该地区若干军事合作机制进行整合和提升。在双边层面，稳固美日、美澳和美印“2+2”(外长+防长)磋商是推动印太安全战略的重点。作为美国的传统盟友，日本和澳大利亚是印太战略的“北锚”和“南锚”，也是美国在印太地区的主要军事基地和战略后方。美日、美澳“2+2”磋商机制已运作多年，印太战略无疑将成为今后美日、美澳“2+2”磋商的重点内容。为了加强印太战略中相对薄弱的一个环节，美国不断提升美印防务合作的水平。2018年9月，美国和印度首次举行“2+2”对话会，美国承认印度是“主要防务伙伴”，同意加强“防务和安全伙伴关系”，并决定加强国防和安全合作。双方还签署了《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从而为印度从美国进口高科技武器铺平了道路。值得关注的是，美印呼吁确保印太地区海上航行自由，表明两国在印太战略上形成了协调。此外，美国还在积极推动印日、印澳、日澳之间的“2+2”对话。在多边层面，在积极推动美日澳、印日澳等三边对话的基础上实现美、日、印、澳四边安全合作机制，将是印太战略成型的主要标志。早在2007年,在日本的倡议下，美、日、印、澳就举行了四边安全对话，但随后澳大利亚退出。此后，四国之间主要以双边或三边的形式开展合作。美国一直试图推动四国成为非正式的战略同盟，把四国框架作为亚洲版北约的雏形。印太战略为重新启动四方合作提供了契机。2017年11月，美国、日本、印度和澳大利亚的高级官员在东盟峰会间隙举行了“印度洋－太平洋+”的首次会议，以协调印太战略，并具体讨论了亚洲规则秩序、航行自由、尊重国际法、加强连通性、海上安全、核不扩散以及恐怖主义这七个议题，但未能发表联合声明。

与安全合作相比，印太战略框架下的经济合作就显得力不从心。2018年7月30日，美国国务卿迈克·蓬佩奥在首届印度－太平洋工商论坛(Indo－Pacific Business Forum)上提出“美国对印度－太平洋地区经济前景的构想”，作为推进印太地区实现“自由开放”的经济战略，宣布美国将通过1．13亿美元的新计划，重点支持该地区的数字经济、能源和基础设施。2017年5月，日本和印度联合曾提出“亚非增长走廊”(AAGC)计划，包括发展与合作项目、高质量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相关能力提升、人文伙伴关系等，目的是“通过促进亚非发展与互联互通实现一个自由与开放的印太地区”。但这两项经济合作倡议的规模、影响和决心都难以与“一带一路”倡议相抗衡。

(三)安全与发展:从合作到治理。无论是“一带一路”的发展逻辑，还是印太战略的安全逻辑，都需要通过各种形式的合作加以推进。

“一带一路”的发展合作以双边起步，正向双多边合作并进转变。这种合作以互联互通为核心，体现了中国对外开放的战略性思路和行动，也为国际发展合作提供了巨大的空间。“一带一路”由中国倡导和主导，但对所有国家开放。中国已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排在首位。同时，“一带一路”倡议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载入联合国的多个决议。这就确保了“一带一路”建设的可持续性和中国对世界经济的持久拉动作用。印太战略的安全合作以双边同盟为基础，同时不断加强三边和四边安全对话。这种合作以防务为主，一方面制衡欧亚大陆强国的崛起，另一方面应对印太海上非传统安全威胁。由于美国在印太战略中居主导地位，美国的目标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该战略实施的方向。美国把中俄视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因此把印太战略作为制衡中俄的一个重要地缘政治工具，从而有可能使印太地区成为地缘战略博弈的舞台。

“一带一路”建设和印太战略在实践中都存在一定的不平衡性。印太战略过于突出安全特别是传统的军事防务合作，特别需要加强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以及经济和发展领域的合作。“一带一路”在发展合作过程中，则需要加强政治、法律、安全等方面的风险防范。为此，“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都面临一个挑战，即如何实现从功能性合作向制度性治理的转型和提升。治理也是“一带一路”和印太战略形成某种协调的共同因素。这意味着印太战略应通过合作有助于这一地区的危机管理和冲突预防，即进行有效的安全治理,实现真正的自由和开放。印太地区具有巨大的合作和发展潜力，印太战略即使暂时不能邀请中国和俄罗斯等欧亚陆上强国加入和参与，至少也不应成为地缘政治对抗的工具。“一带一路”则需要从互联互通的发展合作转型和升级为发展治理。这意味着“一带一路”建设通过与沿线国家、地区(包括次区域和跨地区)国际组织以及联合国的发展战略和发展议程共建对接，开展有效的发展治理，实现包容和可持续发展，从而也有利于实现发展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