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网”的构建:蓝色伙伴关系
自1994年中国首与俄罗斯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以来,迄今中国已与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起了伙伴关系。尽管形式和名称各异,但其核心内容都指向一种不结盟、不对抗的国家间互利合作关系,构建和发展“伙伴关系”也成为中国重要外交战略之一。2014年,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中国领导人明确提出“结伴而不结盟”的战略理念,丰富和创新了中国的伙伴关系战略。中国政府适时将其引入海洋合作领域,于2017年初首先倡议建立“中欧蓝色伙伴关系”,并于此后在诸多场合向国际社会发出倡议,呼吁建立“开放包容、具体务实、互利共赢的蓝色伙伴关系。”这一呼吁很快得到了多个国家的相应。目前,中国已经与葡萄牙建立起了“蓝色伙伴关系”,与斯里兰卡、马尔代夫、毛里求斯等13个岛国的“蓝色伙伴关系”也即将建立。随着蓝色伙伴关系范围的不断拓展,将最终形成一个全球海上安全合作的巨大网络,这对构建“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意义重大。“建立紧密的蓝色伙伴关系是推动海上合作的有效渠道”,而蓝色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能将“对话协商,共建共享,合作共赢,交流互鉴,绿色低碳”的合作方式传导到该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成为相关国家支持和认同的行为方式;其所依托的国家间蓝色经济合作平台、基础设施建设合作、海洋高层对话机制、海上安全合作等多层次合作机制也将成为推动国家间海上安全治理的机制依托,成为构建“海上安全共同体”的重要支持力量。随着蓝色伙伴关系网络的拓展,现有中国—小岛屿国家海洋部长圆桌会议、中国—南欧国家海洋合作论坛等海上合作机制也必将与其他全球性或区域性的多边国际机制对接,促使欧盟、非盟、亚太经合组织、东盟等多边机制生发出更多的海上合作机制,最终扩大海上安全治理网络,推动“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形成。
(二)“线”的构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
中国政府正在推动构建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作为“线”,成为“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神经中枢。按照《“一带一路”建设海上合作设想》,“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将包括3条海上经济通道,即“中国—印度洋—非洲—地中海蓝色经济通道”;“中国—大洋洲—南太平洋蓝色经济通道”;“经北冰洋连接欧洲的蓝色经济通道”。当前,中国已经与马来西亚、斯里兰卡、巴基斯坦、希腊等通道沿线国签订了相关海洋合作协议,实现了战略对接。无疑,这些经济通道的建设和发展,将促使沿线国家通过实现经济上的互利共赢,进而实现政治上的和平稳定和安全上的协商合作,从而在根本上推动海上安全治理。这些经济通道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将作为“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神经中枢系统,在海上安全治理方面发挥巨大的示范和辐射效应,引领整个蓝色伙伴关系网络的发展和“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构建。
(三)“点”的构建:重要战略支点国家
除了“网”和“线”,“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还有赖于“点”——重要战略支点国家的打造。重要战略支点国家,将成为蓝色伙伴关系“网”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3条海上经济通道“线”的重要支撑。经略好重要战略支点国家,不仅有利于中国在推进海上安全治理过程中利用其地区辐射效应获得更多的国际支持和配合,更能在“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建设中产生提纲举目的效果。目前,关于重要战略支点国家的标准,综合学术界的几种主要观点,可以归纳为3个方面,即“具有一定的地区影响力”;凭借其独特的地缘位置“能够对一个国家实现某个战略目标起到重要的支持作用”且与该国“存在重要的共同的利益”;“拥有稳定的国内政治环境”等。按此标准,在亚洲可以作为“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战略支点国家包括马来西亚、泰国、巴基斯坦,伊朗,斯里兰卡;在欧洲则有土耳其、希腊、葡萄牙、俄罗斯、荷兰、冰岛;在非洲有埃及、吉布提、南非、尼日利亚;在美洲则有美国、加拿大、巴拿马、巴西、阿根廷等。以上国家有的已成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点国家,有的已经或即将参与到“蓝色伙伴关系”网络中,它们对“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的最终形成至关重要。中国只有首先与这些国家建立起良好的海洋经济合作和海上安全治理合作,如开发较好的经济合作项目,联合进行海上搜救和反恐演习等,才能切实推进上述网、线、点的战略部署。目前,中国已通过马来西亚马六甲临海工业园区、巴基斯坦瓜达尔港、斯里兰卡科伦坡港口城、希腊比雷埃夫斯港和中国军队驻吉布提保障基地等经济和安全合作项目的建设,扩大了与部分战略支点国家的共同利益基础,通过海上经济和安全利益纽带促进双方乃至多边海上合作治理的合作。随着中国与上述战略支点国家海上经济和安全合作的进一步加强,“海上安全合作命运共同体”建设也将逐步推进。
综上所述,“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作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有力支撑,不仅是中国维护海上安全的理念整合和创新,更是中国推进海上安全治理的实践指针。构建“海上安全命运共同体”,有赖于蓝色伙伴关系网络的形成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建设,也有赖于重要战略支点国家的打造。
(作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教授,转载仅用于学术研究与人文交流,若有异议请及时告知,以便做适当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