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句话说，美国看待中国的黑暗视角是典型的“战略困境”。

美国眼中的进攻性行为，在中国看来是防御性的。然而有一个基本的结构性挑战，支撑着美国的妄想症。中国有14亿人口，美国有3亿。这意味着当中国一旦人均GDP和收入至少达到美国的1/4时，中国会成为一个更大的经济体。

而且，在一个开放的世界社会中，中国学生是可以进入美国大学学习的，中国的知识和技术能力是可以高速增长的，中国和美国的技术差距也将会迅速缩小的。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宣称，中国经济在2014年已超过了美国，当时中国的经济是按照标准的国际价格来衡量的。

今天，在此基础上，尽管其人均收入仍略低于美国的1/3，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达到27.4万亿美元，比美国的21.5万亿美元高25个百分点。按市场价格和汇率标准衡量，2018年美国经济总量为21万亿美元，依然是中国经济14万亿美元的1.5倍。（如果按照国际价格而非市场价格衡量，中国经济总量更大，主要由于中国的服务相比美国，是以更低价格提供的。）

如果按照很多其它标准衡量的话，例如研发投入、专利、科技论文发表、高科技产业出口、信息和通信技术的部署、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力等标准，中国也正在迅速缩小其在科学技术上与美国的差距。

“不容挑战的主导地位” 思维模式

如果华盛顿的“大战略”不是要保持全球主导地位的话，中国经济发展本身并不会给美国带来威胁。

换句话说，在一个有着中国和印度这样大国的世界里，美国能够保持无可匹敌的强国地位的唯一方式，就是其他大国在经济上与美国保持很大的差距，在科学技术上长期落后于时代。

被专家解读后，美国国内言论正愈演愈烈。

中国的角色已从合作伙伴转变为竞争伙伴，再到对手，现在又变成了敌人。

一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如此赞许地描述特朗普的外交政策：

特朗普主义旨在让美国对世界的承诺范围更小、更加可持续。除了恐怖主义外，它还试图对抗和遏制两个主要的敌人，中国和伊朗，并对他们在美洲潜在盟友和贸易伙伴采取强硬的态度。

他还用略带愉快而轻率的语气这样描述美国外交政策的目标：

最终的目标并非像特朗普对手经常指责的那样，要放弃美国的主导地位或放弃美国的结盟政策，而是在更易掌控的基础上保持美国的主导地位，同时集中更多的精力来遏制中国的力量和影响。

这便是美国偏执的政治的体现。在妄想症患者的眼中，美国国家安全建立在国家拥有不容被挑战的主导地位之上。

美国的主导地位，意味着它需要遏制任何崛起的对手。当对手强而大的时候——比如中国这样对手遏制就意味着需要切断中国与先进技术、潜在盟友和甚至贸易伙伴的联系，限制中国在经济和技术方面的成功。

在美国主流外交人士的眼中，中国必须保持相对贫穷，如果中国达到美国一半富裕水平的话，都会毫无疑问地终结美国在全球的主导地位。

美国主导地位的关键，简而言之，是存在双重标准的：美国可以更富有但你不能，起码不能富裕到能够挑战美国的全球主导地位程度。

新加坡公共政策学院院长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最近在《哈珀斯杂志》的文章可能会有助于我们的思考：     

对于中立的观察者来说——如果要在中美之间进行选择的话——可能很容易地被看作是在美国的富豪阶层和中国的精英阶层之间进行选择。在美国，主要的公共政策决定最终偏向于富人而非大众；而在中国，由政党精英任命的官员所决定的公共政策使贫困大幅减少。

美国近年来对华政策更多地使用了遏制手段。

当初在奥巴马时期较为温和，而现在特朗普时期则非常强硬和公开化。奥巴马试图通过与其他亚洲国家协商谈判，签订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通过将中国排除在外的方法，限制中国在贸易上做更好的选择。相反，特朗普通过以下几个方式来应对中国：

单方面增加关税

积极地使用外交手段阻止美国和其盟国采用中国的技术（比如华为5G技术）

阻止中国购买美国与欧盟技术

阻止中国在美国投资

外交场合公开诋毁中国的动机（例如，毫无根据地宣称中国窃取美国技术）

请求加拿大逮捕并引渡华为首席财务官

新的遏制政策当然没有在美国政商界得到一致的支持。

这些政策对美国的许多主要企业来说，都将付出非常昂贵的代价，它们可能会减缓全球经济增长并损害股市估值。更不祥的是，它们可能会导致一场军备竞赛，包括太空武器、网络战、甚至是一系列的代理人战争或直接进行对抗。

到目前为止，尽管以上政策只是强硬派在推动，但令人担忧的是以往中立的美国专家与政治家正在向这个方向转变他们的立场，当然在特朗普白宫内部也存在一些阻力，主要来自负责宏观经济的人员。

抨击中国并宣称其为新的“敌人”正在成为华盛顿普遍观点和政治主流。它被视为是准确的——中国是主要威胁——且政治上更容易用来为美国工人、技术和国家安全进行辩护。然而，情绪激化和言辞激烈主要由特朗普强硬派们含沙射影地大肆宣传造成的，并非建立在证据基础之上的。

如果特朗普和习近平能在2019年初会面，并讨论双边关系的话，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特朗普本人好大喜功，正如他与朝鲜方面会面并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而宣称自己取得了成功那样。届时中国的某些让步，可能真的会让特朗普做出热情洋溢的回应，众多商业领袖们可能也会长长地舒服地喘口气了。

此外，强硬派的观点越来越普遍，这完全符合美国政治的偏执。

这种观点可能在特朗普之后很长一段时间将依然存在。最好的解药是记住上一次冷战中犹在眼前的事实，但是寄希望于我们能够准确铭记历史并不现实。

在未来的几年里，如果中美之间痛苦和不信任的潮水不再上涨的话，对于我们来说就是一件幸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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