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个观点与美国的外交政策大师乔治·凯南有着某种联系，他首先提出了苏联的行为具有危险性，并首次指出要对苏联采取“遏制”战略。

凯南认为，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是个机会主义的扩张式国家，它会寻找或制造邻国的弱点，然后进行剥削，从而服务苏联的利益。凯南甚至认为，斯大林是一个面对机会和威胁时比较谨慎和理性的人。

凯南建议，美国应该直面应对苏联的扩张，否则就耐心等待苏联中央计划经济偏离航向，因自身的失误走向垮台。他强烈反对世界范围内的核军备竞赛以及对苏联频繁发动代理人战争。

此外，如同许多后来的美国历史学家一样，凯南认为，苏联有其自身合理的安全关切。苏联的许多行动都被美国人看做是侵略性的。凯南认为，应当将这些行为理解为苏联对其自身现实安全关切所采取的正常反应。

苏联安全关切的首要和核心就是，在二战之后，德国的军事威胁又重新出现了。

二战以后，苏联对东欧加强了控制，部分原因是，面对德国再工业化和再军事化，没有签署任何战后协议，无法对苏联提供安全保障。事实上，美国没有对苏联提供类似的安全保障，反而重建了德国，将其打造成一个主要工业强国和北约的重要堡垒。

结果就是，华盛顿将苏联视为一个强大的敌人，而不是将其视为同等大国，这个大国其实是有其自身合理安全关切的。

美国妄想症充分表现在1950年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政策文件NSC-68中，这一著名的文件宣称，苏联是一个决心颠覆或破坏美国的完整和活力的不可调和的敌人：

那些控制苏联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根本目的就是，保持并巩固其绝对权利，首先是在苏联内部的权利，其次是在其控制区内的权利。

然而，在苏联领导人的脑海中，要达到这个目的，就要不断扩大他们的权威，最终消灭任何反对其权威的有效敌对势力。

因此，要实现该目的，就需要完全征服或者强力摧毁非苏维埃世界的政府机器和社会结构，以服从并受制于克里姆林宫的机构和结构取而代之。

要实现这个目的，苏联正设法控制欧亚大陆地区。作为非苏维埃世界的中间力量和反苏联扩张的堡垒，美国是其主要敌人。如果克里姆林宫要想达到其根本目的，它就必须用这样或那样的手段，将美国的领土完整和国家生命力破坏或者摧毁。

其结果就是引发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核竞赛，在全世界与苏联进行代理人战争。

美国耗资数万亿美元（按今天的美元计算），借口与苏联开展竞争（尽管经常是为了商业或者其它狭隘利益），在东南亚（越南、老挝、柬埔寨）、中东、中亚和拉丁美洲发动战争，破坏和推翻几十个国家的政府。千百万的非美国人和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于战争。

或许应该用这样的事实来衡量冷战造成的实际代价。

几十年来，世界经受了差点被核武器摧毁的绝境，也曾任由两国核战略家肆意妄为。这些战略家往往会做出荒唐而虚假的猜测，做出自我实现的预言，甚至多次几近擦枪走火（正如丹尼尔·艾尔斯伯格在他的新书《末日机器》中所刻画的可怕荒芜场景那样）。

残酷的现实是，整个世界最后幸免于冷战的疯狂。幸好我们足够幸运，在1962年10月的古巴导弹危机中没有被炸上天。有好几次，坏运气差点就把整个世界毁灭了（例如，1983年苏联卫星预警系统捕捉到了高云端的太阳反射光，把它识别为来袭的美国导弹）。

在冷战的各式各样的节点上，冷静的思考最终占了上风。

1961年，约翰·肯尼迪犯了严重的错误（在猪湾入侵古巴），1962年，赫鲁晓夫又严重地误判了局势，把导弹部署到了古巴。1962年10月，全世界幸免于自我毁灭。肯尼迪和赫鲁晓夫都认识到，双方需要从核战争的边缘后撤，便于1963年签署了《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随后又于1968年签署了《核不扩散条约》。

1970年美苏紧张局势得到了缓和。然而，美国中情局秘密活动，于1979年挑起了苏联入侵阿富汗，缓和的局势又重新紧张起来。1980年代中期，世界又回到了核战争的边缘。在里根上台初期，苏联预测会遭到美国第一轮核打击，便又将核报复系统重新部署到位了。

冷战带给我们很多教训，例如，大部分冲突都是由自我臆断造成的，冲突各方都付出了惨痛代价，核武器几乎将人类灭绝等。

然而，最大的问题是，这些教训几乎不被人所知，没有被吸取，或者说 ，现在已经被美国公众和许多领导人忘记了。实际上，如果说吸取了某些 “教训”的话，很可能吸取的都是错误的教训。

在美国国家神话中，美国所记住的是，它站在高处，以胜利者的姿态俯视它的敌人。

凯南在1947年的时候就曾预测到苏联的解体，然而，美国不认为苏联的垮台是由于其自身的社会经济体系的失败造成的，反而认为苏联的垮台是美国强硬路线的胜利，特别是罗纳德·里根强硬路线的胜利。

行驶在充满敌意的快车道上

现在我们的目光转向了中国。

很快，在美国战略家们和许多特朗普高级官员的眼中，中国变成了新的厌恶对象。美国公众普遍认为，特朗普的贸易顾问和谈判代表——包括贸易顾问彼得·纳瓦罗、商务部长威尔伯·罗斯和美国贸易谈判代表罗伯特·莱特希泽——都是强硬派人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