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印度因素。印度是美国“印太”战略中重点倚重的对象。首先，美国传统的海洋战略部署是将美国的海上力量主要集中在大西洋和太平洋地区。随着美国战略重心向亚太或印太转移，印度洋在美国海洋战略中的地位快速上升。由于美国在印度洋并不具备如同其在大西洋和太平洋那样的居于绝对优势的海上霸权，使得美国客观上需要寻求外部安全合作以维护其在印度洋日益上升的利益。印度作为印度洋地区最大的域内国家，自然成为美国寻求在这一地区海上安全合作的对象。其次，美印两国都拥有制衡中国的战略诉求与相互借力的共同需求。虽然美国在迪戈加西亚岛的军事基地才是印度追求南亚甚至是印度洋影响力的最大挑战，但是鲜见有印度政界和学界谈论“美国威胁论”。印度对中国经略印度的周边邻国以及西进印度洋怀有天然警惕，视中国为印度崛起的最大威胁，而美国也同样认为中国的崛起必将导致美国的霸权地位受到威胁。因此，制衡中国与平衡中国日益上升的影响力是美印共同的战略诉求。1998年，印度曾以“中国威胁论”为由进行核试验，严重影响了中印关系发展。为了制衡中国崛起，美印不断深化军事与安全合作，美印在民用核能领域、技术转移、武器装备与军事等领域的合作力度大幅提升。实际上，美国对印度经济领域的投资也在大幅上升。而且，印度正处在把自己确立为一个世界性大国的过程中，并把自己视为一个潜在而重要的全球性角色。美国恰好在这方面迎合了印度的需求。为了拉拢印度，美国充分满足印度意欲成为“世界领导者”的梦想，奥巴马时期就鼓励印度发挥全球领导者的作用，这无形之中使得原本就自信的印度更加自信，某种程度上甚至高估自己的能力。相比而言，中国并未特别重视印度或对印关系，更没有刻意迎合印度。虽然中国不断展现大国姿态，多次邀请印度加入“一带一路”倡议并共享合作收益，但对于印度这样一个民族自尊心极强的国家，有可能会为了龙象竞争的“面子”而放弃从中印合作中获取经济利益的战略机遇。“一带一路”倡议特别是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不仅让印度陷入了战略困境，也使中印经济合作陷入了“囚徒困境”，这无形之中也为美印相互靠近提供了“推力”。最后，美国“印太”战略将印度视为主要倚重对象，不仅意图通过美印安全合作服务于美国应对印太地区来自于所谓“中国威胁”的战略目标，而且通过深化美印防务合作，美国意图取代俄罗斯成为印度的主要武器供应商以获取巨大经济利益，这也是一直以来美印合作最大的成效在防务与安全领域的原因。可以说，美印是印太地区地缘政治博弈中的两大重要力量，两国防务合作深化的地缘政治意义和安全意义将超越双边层面，也将对地区安全架构、力量均衡和热点问题走向等产生深远影响。
综上所述，美国“印太”战略走向的关键是美印准同盟关系是否能够形成以及印度的政策走向。无疑，印度的战略选择具有极大的不确定性与可塑性。从表面上看，印度与美日澳深化战略合作的姿态似乎正在揭去谨慎的面纱，美印在印太地区的战略共识有增强的趋势，但印度在美国“印太”战略中的作用却很难发挥。一方面，印度不会轻易放弃“战略自主性”;另一方面，在印太两洋地区印度战略与安全考量的重心始终在印度洋，西太平洋只是印度扩大影响力的延伸区域。防止印度洋出现一个除了美国之外能削弱其影响力的大国，并有朝一日能够控制印度洋，才是印度的主要目标。
二、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对中国的挑战与威胁
美日印澳在“印太”概念下加强战略合作将使中国的周边环境进一步复杂化，中国在对外战略中大国外交与周边外交的关联考量要素更加复杂，中国在主要战略方向和次要战略方向之间保持战略协调的难度加大，导致中国崛起的外部制约因素上升。无论是美国对印太地区咽喉要道的控制，还是印度作为地区大国崛起之后期待在印度洋发挥主导作用甚至在太平洋发挥积极作用，抑或是澳大利亚出于得天独厚的地缘政治价值意欲提升地区影响力，均触发了亚太地区力量格局的变化并助推世界和地区大国竞相争夺在印太地区的影响力。如果大国战略延伸意图不明或仅仅为了反威胁而建构威胁，则有可能会产生地缘政治冲突并造成结构性对抗的紧张局面。因此，不是中国在威胁或挑战美国的霸权地位，而是美国为了维护霸权地位而将中国视为“威胁”而采取的战略、经济与安全举措对中国构成了威胁。换言之，无论“印太”是停留在概念还是构想层面，抑或已经是战略，最为重要的是，其所建构的战略威慑必将对大国博弈和小国的大国战略选择产生无法忽视的影响，毕竟小国总是通过对大国战略意图的认知与判断并基于对其所能获得的经济利益评估而做出战略选择。虽然特朗普政府“印太”战略是否或能在多大程度上实施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美国将中国确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所引发的大国战略博弈，将使中国在印太地区面临来自“霸权的威胁”所造成的更大压力，并将对中国促进地区经济融合的善意努力产生“撕裂性”影响，对中国与周边国家共同安全理念造成冲击甚至是“割裂性”影响。
首先，“印太”战略背景下，中国在印太地区将面临来自“霸权的威胁”所带来的更大压力。亨利·基辛格在《世界秩序》一书中写道，“秩序永远需要克制、力量和合法性三者间的微妙平衡。亚洲的秩序必须把均势与伙伴关系的概念结合起来。使用纯军事手段维持均势将进一步引发对抗，只靠施加心理压力来营造伙伴关系则将引发别国对霸权的担心。假如这一平衡无法实现，迟早会酿成大祸。”也正如路德维希·德约所言，“国际体系刚问世就被置于一场极为严峻的考验:它受到霸权幽灵威胁，而这幽灵将频频再现于随后的几个世纪。”“印太”战略是美国为了应对其所感知的来自中国的“威胁”而建构的战略威胁，甚至是可置信的战略威慑。具体而言，美国将东印度洋和西太平洋作为一个战略整体而布局，利用印日澳战略支点国家，特别是印度的作用来平衡中国在印太地区地缘政治的影响力。这不仅有利于为美国直接和间接地介入南海问题提供“借口”，从而加剧南海局势的动荡，也通过制造“安全困境”来影响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对“一带一路”特别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形成干扰和破坏，阻碍中国与周边国家命运共同体建设。
随着世界经济格局的变化，美国一方面希望能够继续维持霸权地位，另一方面又逐渐感觉到无力独自承担“世界警察”的全球安全责任。美国的霸权地位逐渐衰弱，“感受威胁”使其将“安全防御”战略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特别是对中国的“防御”最为突出。这是因为，中国经济和军事实力迅速上升，中国被假想为最具挑战美国霸权力量的“现实和潜在的威胁”。米尔斯海默是进攻性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他在《大国政治的悲剧》一书中写道，“中国经济如果继续增长，就会像美国支配西半球一样支配亚洲。美国要全力以赴阻止中国取得地区霸权。而中国的大部分邻国包括印度、日本、新加坡、韩国、俄罗斯和越南会联合美国遏制中国权力。结果是激烈的安全竞争，战争颇有可能。”美国战略界知名学者罗伯特·卡普兰也同样认为，“美国作为西半球的地区霸主，将设法阻止中国成为大半个东半球的地区霸主，这可能会成为划时代的大戏。”美国总统特朗普在2017年11月其亚洲之行中首次正式提出“开放和自由的印太”概念以及美日印澳在西太海上合作机制磋商的启动，标志着美国特朗普政府的“印太”战略正在出现不同于奥巴马政府的新变化。“印太”战略的影响还突出表现在，美国通过对其战略支点国家包括印度、澳大利亚、日本的战略引导以及与这些国家之间的战略互动，在南海问题上对中国形成掣肘，从而加大中国在南海维权的难度。无论是新版的“自由航线计划”，还是探讨中的“印太”战略，都可能使南海局势再度紧张甚至尖锐化。南海历来是中美战略博弈的焦点，而南海局势的动荡一直以来都主要是美国直接或间接干预的结果。就像斯皮克曼把加勒比称为“美国的地中海”以示其重要性，我们也可以把南海称为“亚洲的地中海”，在未来几十年这里将是政治地理的核心。在南海问题上，美国之所以能够与战略支点国家形成战略互动，进而对南海形势施加影响，其中很重要的原因在于，战略支点国家本身在南海地区有重要的战略利益和内在的驱动力，从而成为美国“印太”战略对南海问题施加影响的重要支柱。
以现实主义特别是以进攻性现实主义指导外交政策的美国，为了应对来自“中国的威胁”以维持其在全球的霸权地位，总是变换花样且“用心良苦”地渲染“中国威胁论”，构建周边国家对来自于“中国威胁”的“不安全”感，试图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