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之，大国应汲取“二十年危机”的教训，当时的《华盛顿海军协定》《白里安—凯洛格公约》虽规定了军备的规模，并对战争行为进行了规范和限制，但过于笼统且缺乏约束力，并没有阻止军备竞赛的升温和二战爆发。未来，无论是传统武器还是新型武器的军备控制都应有明确国际条约约束，并建立有力的约束机制，这样才能保证国际安全体系的稳固，为人类共同的未来打下基础。

四是如何避免地区冲突演化为大国直接对抗。大国已经深度卷入地区冲突当中。在叙利亚，俄美不仅分别支持当地势力，还有两国的军事人员和雇佣兵直接参与行动。2018 年 2 月美军的军事行动至少导致上百名俄雇佣兵身亡。同样，来自美国的情报人员和雇佣兵也广泛活跃在叙战场上。可见，一些地区冲突已经成了大国博弈的主战场，越来越成为大国争夺的“新常态”。不仅如此，当前俄美关系甚至可能比冷战时期更加危险，因为当时有许多规则和沟通渠道，而现在多已失效。地区冲突与大国的卷入将为国际安全体系的未来带来巨大的不确定性。大国应避免过度卷入地区冲突，抑制利用“混合战争”博弈的冲动，修复沟通渠道，避免地区冲突演化为大国直接对抗。

四、中国的战略选择

随着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无论是在新军事革命的发展、还是在国际安全体系的重构中，都不再只是被动的客体。在这场大变局中，崛起中的中国应当做出正确的战略选择，积极参与国际合作，成为国际安全体系改革与重构的参与者、塑造者和引领者。

(一)把握好军事现代化与军事政策透明度之间的平衡。大国间保持合理的军事透明度是防止猜疑和误判的有效方式。尽管美苏在冷战时剑拔弩张地进行军备竞赛，但在古巴导弹危机后，为避免因误判而发生冲突，双方对加强军事透明度做出了一些努力。特别是20 世纪70 年代，欧安会达成了《赫尔辛基最后文件》，涉及军事透明度的事项包括提前通报重大军事行动、交换军事信息、增加军事交流、公开军费开支等。事实证明，这些措施有助于防止美苏军事竞争失控，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大背景下，仍然具有现实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军事透明度水平不断提高，初步建立起军事透明制度。但仍有一些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军事透明度横加指责，质疑中国军费数据、认为中国核力量现代化以及研发新型武器不透明。这些质疑不乏意识形态色彩，有些甚至毫无根据，但仍值得重视，因为在大国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任何误判都可能导致灾难性的结果。为避免他国对中国和平发展的意图产生误解与误判，中国应把握好军事现代化与军事透明度之间的平衡，在推动军事现代化的同时，继续不断提升军事透明度水平，促进外界对中国军事战略、军费投入、军队体制、规模数量、装备发展的合理了解。

(二)坚持不结盟政策，独立自主应对国际安全

挑战。在当前大国战略竞争趋于激烈、世界新军事革命风起云涌的大背景下，中国运筹国际战略布局的难度也在加大。有学者提出，“随着国际安全体系的日益两极化，中国应放弃不结盟政策，特别是应该与俄罗斯结盟。”诚然，与俄结盟或许在表面上有助于对冲美国压力，但从长远看并不利于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无助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

首先，结盟会极大压缩中国外交和国防政策的空间。当前俄与西方间存在深刻的结构性矛盾。俄视北约为冷战产物，认为其东扩压缩俄的战略空间，对俄安全构成巨大挑战;美欧则认为俄无权干涉要求“入约”的国家独立自主的选择，特别是乌克兰危机后，北约成员国更将俄视为威胁欧洲安全的现实威胁，加大了在东欧的前沿军事部署。俄格战争、乌克兰危机等的根源都是俄与西方在地缘断层线上的矛盾，这也决定了双方关系很难实质转圜。现有冲突尚未解决，俄与西方未来仍可能出现新的冲突点。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与俄结盟无疑十分危险，甚至可能面临无法预料的风险。

其次，当前的俄罗斯难以扮演优质的军事盟友角色。俄帝国外交传统深厚，政策灵活性很强，近代外交史表明俄不是一个“值得依赖的盟友”，与其结盟将极大考验中国的运筹能力。事实上，乌危机后，俄传统盟友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等对其担心与日俱增，逐渐拉开了与其距离。同时，俄国际战略观陈旧，极端重视势力范围、地缘博弈，与中国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相悖。再则，当前俄军事力量虽然仍居世界前列，但由于国力衰退，其军力总体呈颓势，与俄结盟对维护安全的助力有限。

最后，与俄结盟会把国际安全体系推向两极对抗的深渊。西方已将俄划到对立面，对中国的误判也在上升。若中俄结盟，将使得世界重回两极对抗，这不但无助于完善国际安全体系，还可能使世界陷入进一步的动荡。

因此，未来中国仍应坚持不结盟政策，特别是与俄罗斯要结伴而不结盟，这符合中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助于大国协调，共同克服国际安全变局带来的挑战。

(三)把握好捍卫国家核心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之间的平衡。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而这个舞台并不平静，这对中国的外交和安全政策提出了新的任务。一方面要坚定捍卫国家核心利益，巩固关键领域、关键地区的国防能力，“扭住能打仗、打胜仗这个关键”。另一方面，要勇于承担国际安全责任，遵守国际法的基本准则，提供更多公共产品，促进国际安全体系的完善和发展。尤其在东北亚、东海、南海等事关中国核心利益地区与相关国家加强沟通协调，管控潜在冲突，争取构建广泛认可的安全架构。“大要有大的样子”，中国要处理好维护国家利益与承担国际责任、维护国际安全之间的平衡。在国际安全体系深度调整的今天，“负责任大国”形象的重要性丝毫不亚于国防能力建设。特别是在美俄等国大国责任感显著降低的情况下，如果中国能成为国际安全的积极贡献者，将为中国在未来国际安全体系乃至整个国际秩序中的地位打下坚实基础。

(四)不断落实好新安全观。中国的新安全观最早提出于 1995 年，之后的历届中国领导人对此都有阐释。2009 年 9 月，时任国家主席胡锦涛提出“应坚持互信、互利、平等、协作的新安全观，既维护本国安全，又尊重别国安全关切，促进人类共同安全”。2014 年 5 月，习近平主席又提出“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中国还发起成立上海合作组织，成为各国共同落实新安全观的成功范例。中国的新安全观超越了冷战思维，摒弃以对抗求安全的思想，主张以合作的方式谋求共同利益和解决冲突。

在当前世界新军事革命风起云涌、大国竞争日益加剧、军备竞赛隐然若现、地区冲突愈演愈烈的情况下，这种新安全观的价值更加凸显，它是避免大国走向冲突、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和中国国家安全的切实可行途径。中国应当继续贯彻新安全观，不断将其落到实处，在处理军备发展、战略安全关系、地区热点问题等问题时要以新安全观作为准绳。同时，中国还要进一步发展完善新安全观，使其能够不断回应时代提出的问题，并通过率先垂范、国际合作将新安全观向全球范围推广，使其成为未来国际安全体系的坚实基础。

（本文来源 《现代国际关系》2018年第四期。作者：冯玉军，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副院长，主要研究俄罗斯欧亚问题、国际安全、国际战略与大国关系；陈宇，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俄罗斯外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