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有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国试图在整体军力和科技相对落后的情况下，通过重点研发高超音速武器、反卫星武器、电磁脉冲武器、网络战武器等新型军备来获得对美国的不对称军事优势。

 (三)全球反恐进入间歇期，大国战略认知发生变化，战略竞争回潮。“9·11”后，反恐一度成为国际安全领域的主要议程，一定程度上弱化了大国传统地缘竞争。然而，随着“伊斯兰国”溃败，大国纷纷调整战略，重新把大国竞争摆到重要位置。美国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指出，“国家间战略竞争，而非恐怖主义，现已成为美国家安全的首要忧患”，并把中俄定为“修正主义国家”。

俄罗斯新版《国家安全战略》《军事学说》也用尖锐的词汇批评美国和北约，并强调国家间竞争日趋激烈，“武力因素在国际关系中的地位并未下降”。新军事革命是大国战略竞争的主要推动力量之一。大国争相研发新型武器，竞争“火药味”渐浓。俄美都在叙利亚试验最新军事装备，推高了擦枪走火风险。2018 年初美军在叙重创俄雇佣军，使两国面临古巴导弹危机后最大的直接对抗风险。俄美等大国不断更新核武库和反导力量，使全球战略失衡风险日益上升。特别是美国的战略威慑体系不再局限于核武器，而是拓展到高超音速武器、反导武器、反卫星武器、网络战等领域，追求首次突击就能摧毁对方主要工业中心、战略武器基地，使对方丧失核反击能力，在短期内取得战争胜利。有分析认为，高超音速武器与先进反导力量的结合将严重破坏战略稳定。

(四)国际热点有增无减，“混合战争”日益成为国家间争夺的重要形式。随着军事科技、军事理论的发展及全球化的深入，大国越来越可以通过代理人战争、网络战、信息战、情报战、舆论战、心理战、贸易战、制裁战等手段展开充分竞争，从而产生一种战争界限更加模糊、作战样式更趋融合的“混合战争”。2015 年版的美《国家军事战略》明确提出“混合冲突”概念，认为常规军队以非国家行为体身份展开的行动将成为未来战争的新模式，这种冲突将

传统战斗行动同非常规战斗行动相结合，通过创造更大的不确定性来掌握主动权。

近年来多次成功运用“混合战争”策略的俄军总参谋长格拉西莫夫撰文强调，“战争规则已经改变，利用非军事手段达成政治和战略目标的重要性增加了”，“广泛使用这些手段，再加上‘隐蔽的军事手段’，它们的威力甚至可能会超过武器的力量。”事实上，“混合战争”并非什么新生事物，它如同“特洛伊木马”诡计一样古老。但在当今技术条件下，“混合战争”规模更大、速度更快、强度更高，其对地区与国际安全也带来了新的挑战。

一方面，“混合战争”可以部分实现传统战争才能实现的效果，使大国对抗的门槛大大降低。大国在乌克兰、叙利亚、阿富汗等地频繁使用“混合战争”手段，展开激烈地缘竞争。俄军事专家西夫科夫认为，俄与西方已陷入深度对抗，西方明白无法对俄展开传统形式的入侵，因此只能通过“混合战争”。格拉西莫夫系统阐述了俄军对“混合战争”的认知与应对举措，表示俄将全力防范“混合战争”。

而促使美国将“混合战争”理论纳入国家军事战略的重要原因在于，美认定俄 2014 年在克里米亚及此后乌东地区的军事行动属于“混合战争”，因此美军必须调整战略，应对这一现实威胁。

另一方面，“混合战争”手段多游走在传统战争的边缘，推升了传统冲突的风险。俄与西方的代理人战争、网络战随时可能擦枪走火，引发大国间意外的军事冲突。还有分析认为，在极端情况下，核武器的指挥控制系统可能遭到网络战或卫星“致盲”攻击，使核力量暂时丧失能力。遭受这种攻击的国家将面临艰难抉择，要么失去对核武器的控制权，要么立即动用核武器。最麻烦的是，袭击者的身份可能是模糊的，从而使遭袭一方没有把握如何做出反应。这无疑将对国际安全体系构成十分严峻的威胁。

三、国际安全体系的未来

随着新军事革命的推进和大国战略关系的新变化，国际安全体系面临着诸多挑战，也存在重构的可能。其前景取决于以下因素。

一是技术发展和扩散的速度与范围。这是新军事革命发展的最重要变量，也将对国际安全体系的未来产生根本影响。首先，新军事革命将成为“热核时代”后的又一次重大突破，若一国率先取得决定性的技术突破，将在未来的国际安全体系中占据绝对主动，其他国家将很难用数量堆砌或战略战术来弥补差距。其次，研发新技术需要巨额且长期的资金投入，当前人工智能研究的成果多出自互联网巨头，它们实际上掌控了人工智能领域的重要话语权。美国在研发尖端军事技术时积极与私人企业合作，中国也推出了“军民融合”战略。大型企业、企业主将拥有更强的军事政策影响力，甚至自身就能拥有武力，对国际安全体系产生重要影响。最后，一些仍然有强大破坏力，但不再尖端的技术可能被更多国际行为体掌握。核武器技术门槛的降低使越来越多的国家试图拥核，恐怖组织等非国家行为体获得核武器的风险也显著提升。

二是大国关系是进一步对抗还是谋求合作。大国战略竞争加剧是国际安全体系遭遇挑战的重要原因。一方面，虽然行为主体日益多元，但大国凭借强大的综合实力，仍在国际安全体系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另一方面，大国的竞争往往在地缘断层线造成冲突，乌东战乱、叙利亚战争等就是明证。国际安全体系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国是合作还是进一步敌对。在传统安全领域，需要大国制止地区冲突，完善军控体系;在新安全领域，需要大国主持创设新的规则。但如果一些大国继续相互敌对，将使国际安全体系更加动荡。

既然在冷战高峰时能达成军控协议，那么当下，中、美、俄等大国当然也可以相互协作、避免冲突，完善国际安全体系。大国应客观理性看待彼此战略意图，尊重彼此利益和关切，通过对话而非对抗的方式妥善处理矛盾和分歧，建立“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的新型大国关系。

三是新的裁军与军备控制体系能否建立。当前，既有军控体系已千疮百孔，而网络、太空等“新边疆”还存在诸多“安全真空”。美俄中等大国在高超音速武器、空天武器、网络战、人工智能等领域竞争日趋激烈，都试图率先实现突破，打破战略均势。许多有识之士对此表示担忧。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Stephen Hawking)认为，人工智能的发展“要么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事，要么是最糟的”。科技大亨埃隆·马斯克(Elon Musk)警告，人工智能的军备竞赛可能成为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起因。普林斯顿大学生物伦理学教授彼得·辛格(Peter Singer)也认为，争夺人工智能领域的主导权将推动一场危险的军备竞赛，关键在于这种竞赛能否得到遏制，能否制定控制自主武器的规则。

国际安全体系的未来有赖于各国共同努力。在核安全领域，大国应当一道阻止核技术和材料进一步扩散，落入恐怖分子手中，努力防止新的核国家出现。还应限制核军备的“质量”，对大国的核武现代化做出约束。在新技术方面，目前针对自主武器军备控制的动议已经提上联合国军控机制的议程，并得到部分国家支持。然而，大国推动自主武器军控的意愿并不强烈。分析认为，自主武器军控在可预见的未来将难达成实质突破，较有可能的是通过非约束性方式塑造一定的国际规范。类似问题在其他新技术领域同样存在，当给予高度重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