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一带一路”将填补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缺位”
        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 “缺位”是双重的，一方面表现为缺乏统一的区域经济 一体化制度安排，另一方面表现为本地区的不发达国家难以真正参与到区域经济一 体化进程中，并从中获得发展的机会。而 “一带一路”作为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 经济合作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填补这种 “缺位”。 

第一，“一带一路”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提供了一个新的选择。目前，能 够覆盖亚洲主要经济体的区域贸易协定有两个：ＣＰＴＰＰ与 ＲＣＥＰ。与 ＴＰＰ相 比，ＣＰＴＰＰ对美国所倡导的２２项规则进行了搁置和修改，但它仍然是一个高 门槛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可预见的将来，包括中国、印度及中亚地区、南亚 地区的众多发展中国家仍难以加入进去。相比之下，ＲＣＥＰ的进入门槛较低， 其成员国涵盖了亚洲主要经济体。但因印度不能接受ＲＣＥＰ的规则要求，致使 其谈判进程频频受阻。目前尽快完成 ＲＣＥＰ谈判的选择有两个：一是接受印度 的要求，给予其特殊待遇，这意味着进一步降低ＲＣＥＰ的规则标准；二是采取 “ Ｘ－１”谈判策略，把印度暂时排除在外。无论是接受哪一种选择，ＲＣＥＰ的效能都将受到削弱：要么进一步降低其规则标准，要么缩小其覆盖范围。

相比之下， “一带一路”是一种新型的区域经济合作机制，其开放性、治理结 构、目标体系都有别于ＲＣＥＰ与ＣＰＴＰＰ。它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未来的发展提供 了一种新的选择。其一，“一带一路”与亚洲现有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可以做到并 行不悖，相互促进。国际上有人担心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来替代现有的区域和国 际秩序。这是一种误解。ＲＣＥＰ与ＣＰＴＰＰ属于传统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本质是规 则导向性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关注的重点是区域内的贸易投资自由化。而 “一 带一路”作为一种发展导向型的区域合作机制，超越了贸易投资自由化，关注的重 点是区域内的共同发展。它们之间不会构成竞争或替代关系。其二，“一带一路”的 发展导向决定了它可以同业已存在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或沿途国家发展战略进行 对接。目前，对接工作已经在与印度尼西亚的 “全球海上支点”战略、蒙古的 “草 原之路”战略、越南的 “两廊一圈”战略、哈萨克斯坦的 “光明之路”战略、印度 的 “季风计划”、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展开。即便是沿途国家之外在本地区的 战略，“一带一路”也有与之对接的可能性，如美国的 “新丝绸之路计划”、日本的 “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计划”等。其三，“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具有促进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效应。一方面，它表现为规模经济效应，即互联互通有助于克服区域合 作的基础设施瓶颈，使规模经济在更大区域内实现。考虑到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内 部的贸易特征 （低关税或零关税），互联互通的改善比降低关税对促进贸易自由化的 作用更大。另一方面，它还表现为贸易创造效应，即通过物理联通、制度联通、 人员联通改变产品的可贸易性，扩展贸易规模。其四，互联互通本身有可能成为亚 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一种新型理论范式。欧洲一体化被称之为区域合作的典范。它以一体化为思维模式，求 “同”思维，通过趋同过程，从多元走向统一，最终 建立政治联盟，但实践证明并不适用于发展中国家。而亚洲的区域合作以互联互 通为思维模式，求 “通”思维，通过对接过程，从多元走向共通，目标是建立共 通的区域。 

第二，“一带一路”有助于解决亚洲国家的发展问题。除了少数发达国家之外， 发展是绝大多数亚洲国家面临的共同难题。开放是发展的前提，但长期以来许多国 家难以达到区域经济一体化所设置的准入门槛，而 “一带一路”的开放性为亚洲发 展中国家，尤其是最不发达国家提供了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机遇。理论上，只要 接受丝路精神，任何国家都有机会参与到 “一带一路”中来。这是 “一带一路”在 中亚、非洲发展中国家受到普遍肯定的主要原因。困扰发展中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 体化的另一个障碍是国内基础设施落后，难以和其他国家形成互联互通的格局。亚 洲开发银行的一项最新研究显示，本地区国家要保持现有的增长势头，到２０３０年基 础设施建设投资需求将达到２２．６万亿美元，每年需要１．５万亿美元。如果考虑到应 对全球气候变化协议的要求，这一额度还要提高到２６万亿美元。目前，多边开发银 行只能满足亚洲发展中国家基础设施投资所需融资的２．５％。“一带一路”把以基 础设施为核心的互联互通建设作为前提适应了亚洲国家发展的需要。即便如此，一 些最不发达国家在起步阶段仍然会面临融资和建设困难。“一带一路”建设中义利观 所包含的 “多予少取，只予不取”原则对此提供了新的选择。如果说传统的国际经 济合作是各国利用原有的比较优势，那么 “一带一路”还将承担起为最不发达国家 创新比较优势的任务。在这种意义上，“一带一路”为最不发达国家提供的是 “造 血”功能，而非简单地对其 “输血”（如对外援助）。 

第三，“一带一路”标志着中国开始向本地区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美国作为区域 外大国之所以能够一直主导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关键在于它是区域公共产 品的提供者。美国不仅为亚洲国家提供了自由贸易的理念、最终消费市场，而且还 提供与此相关的区域安全理念和安全构架 （突出表现为它的亚洲同盟体系）。以特朗 普执政为标志，“美国优先”理念意味着美国将减少或放弃提供全球性公共产品，这 就必然会引发其亚洲战略的调整。虽然特朗普政府在安全层面对其亚洲同盟体系的 调整方向尚不明晰，但在经济层面作出调整已经成为事实，最明确的信号就是宣布 退出ＴＰＰ。这种调整一方面反映了美国对全球化的认知发生了重大变化，另一方面 也反映了美国的力不从心。事实上，自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美国对亚洲经济的 影响已经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而中国对亚洲经济的影响则在上升。亚洲开发银行的一项研究显示，综合贸易联系、金融联系、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四个变量，亚 洲国家商业周期与美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从国际金融危机开始迅速下降，而与中国 的同步性则呈上升趋势。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开始通过 “一带一路”向本地区提供区域性公共产品。这 包括：其一，提出了促进亚洲共同发展的亚洲命运共同体理念。亚洲命运共同体是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 “亲诚惠容”理念的自 然延伸。在 “一带一路”中，这种理念体现为义利观，与 “美国优先”理念形成了 鲜明的反差。其二，为本地区的经济增长提供最终消费市场。现阶段，受经济规模 和发展模式限制，中国还难以做到向全球提供最终消费市场，但亚洲国家对中国市 场的依存度越来越高。目前，对中国出口额／出口国 ＧＤＰ超过２％的１３个经济体中 有８个在亚洲地区 （如果把澳大利亚和沙特阿拉伯纳入进来就占到了１０个）；对中 国出口额／总出口额超过１０％的１１个经济体中有１０个在亚洲地区。近年来，中国 的消费需求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度迅速上升，反映到贸易结构上就是制成品的进口比 例提高。伴随 “一带一路”在亚洲地区的实施，中国将为本地区更多的国家提供最 终消费市场。其三，以亚洲新安全观为指导促进亚洲安全体系的建设。２０１４年５ 月２１日，习近平主席在 “亚信峰会”上明确提出了 “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 的新亚洲安全观。这对于消除亚洲国家在非经济领域的矛盾无疑有着积极的影响， 进而有助于减少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障碍。 

第四，“一带一路”为经济全球化提供了新的动力，从而有助于亚洲国家应对反 全球化的挑战。特朗普政府的反全球化立场对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区域经济一 体化，乃至亚洲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的冲击将是前所未有的。“一带一路”为亚洲国 家应对 “特朗普冲击”提供了新机遇。首先，中国领导人所倡导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经济全球化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新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把合作共赢作为核心，把 责任共担与利益共享作为基本原则，把包容与可持续发展作为目标。“一带一路”成为贯彻这一理念的主要载体。其次， “一带一路”本身就是新时期中国对外开放 的重大举措。在地理上，中国的对外开放从东南沿海扩展到了中西部内陆地区； 在方式上，对外开放从 “引进来”发展到 “走出去”；在内容上，从被动适应多边 贸易规则的要求进行开放转化为主动的开放 （与自由贸易园区的 “负面清单”相 结合）。中国的开放程度越高，亚洲国家获益的空间也就越大。最后，“一带一路” 为亚洲地区全球价值链的延伸创造了条件。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亚洲地区的全球 价值链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一是全球贸易增速放慢；二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 中向高端攀升，减少了高附加值中间品的进口，客观上缩短了全球价值链的长度。 未来全球价值链还可能受到 “特朗普冲击”的影响。至于 “中国因素”的影响， 这是经济发展的自然结果，不可能要求中国停止产业升级。同时，中国的产业升 级又会带来一个积极的结果：通过 “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国际产能合作将会延长 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 

总之，“一带一路”的发展导向不仅有助于克服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固有缺 陷，而且有助于应对反全球化的新挑战。这是中国向亚洲，也是向世界提供的一项 制度性公共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