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在中国周边战略中具有特殊意义。 “一带一路”倡议在地理上首先面对的是 亚洲国家或中国的周边。在业已出台的六大经济走廊规划中 （中蒙俄经济走廊、中巴 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中国—中南半岛经济走 廊、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除了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其他五个走廊的辐射对 象都是亚洲地区。２０１３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几乎同时提出了 “一带一路”倡议和 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的 “亲诚惠容”理念，这显然并不是一种巧合。我们认为， “一 带一路”倡议是新时期中国周边战略的重要依托。这就注定其与亚洲地区现有的区域 经济一体化格局存在千丝万缕的联系。在国际范围内，近年来人们关注的热点之一即 “一带一路”是否会取代或颠覆已有的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机制。本文基于对亚洲区 域经济一体化的失衡和 “缺位”特征分析，提出具有发展导向的 “一带一路”倡议将 有助于填补这种 “缺位”，并将成为中国向亚洲乃至世界提供的一项公共产品。

一、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失衡与 “缺位”

在北美地区有覆盖美加墨三国的北美自由贸易区 （ＮＡＦＴＡ），在南美地区有覆 盖主要大国的南方共同市场 （ＭＥＲＣＯＳＵＲ），在欧洲有欧盟 （ＥＵ），在大洋洲有澳 新自由贸易区 （ＡＮＦＴＡ），只有在非洲和亚洲没有统一的、覆盖主要国家的区域贸 易协定 （ＲＴＡｓ）。考虑到亚洲是全球经济增长最有活力的地区，也是开放程度最高 的地区之一，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怪的现象。纵观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发展历程， 其特征可以概括为一系列的失衡：

 第一，亚洲区域贸易协定的数量与质量失衡。按照亚洲开发银行的统计，截止 到２０１６年８月，亚洲地区的自由贸易协定 （ＦＴＡｓ）总量达到了４９１个，其中已经 签署并生效的有３２８个。就数量而言，亚洲地区是全球最多的。进入２１世纪以来，亚洲地区自由贸易协定数量的增速也是最快的。然而迄今为止，亚洲并没有一 个统一的自由贸易区协定，或覆盖主要经济体的自由贸易区协定。在这种意义上， 亚洲地区的区域经济一体化质量又是最低的。

 第二，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制度安排与市场动力的失衡。从区域经济 一体化的理论范式看，一个地区通常是先签署区域贸易协定，然后带来区域内 贸易、投资一体化程度的提升。而亚洲地区则不然，尽管缺少统一的区域贸易 协定，但域内贸易投资自由化水平却很高。这是一种市场驱动型的区域经济一 体化模式。２０１５年亚洲区域内贸易份额为５７．１％ （相比之下，欧盟与北美自由 贸易区的对应指标分别为６３％和２５％）；区域内外国直接投资的份额达到了 ５２．６％；区域内跨境持有资产占所有跨境持有资产的份额为２６．１％ （２０１４年）。这种失衡的背后反映了本地区全球价值链 （ＧＶＣｓ）的特殊作用。这也就是说， 亚洲地区的贸易投资自由化主要是由全球价值链所驱动，而不是由区域贸易协 定所驱动。 

第三，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大国与小国地位的失衡。在其他地区，区域 经济一体化进程通常是由本地区的大国所推动的。例如，法德是欧洲一体化的倡导者和推动者，美国是北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领导者，巴西和阿根廷引领南美洲 的一体化进程。而亚洲地区的一体化进程则是由东盟引领的 （它自称为亚洲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 “驾驶员”）。以 ＲＣＥＰ为例，东盟先是与中日韩，随后与澳大利 亚、新西兰和印度分别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区协定 （简称为 “１０＋１”），以此为基 础形成了以东盟为主导的 ＲＣＥＰ谈判格局。名义上，ＲＣＥＰ是东盟与其他六国开 展的自由贸易区谈判，实际上是在六个 “１０＋１”基础上的谈判。这就能够保证东 盟成为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的 “轮轴”。这种现象被人们称之为 “小马拉 大车”。其结果是，面对印度这样的大国拒绝接受既定谈判目标时，东盟无力充当谈 判协调人的角色，相反在实践中我们看到贸易谈判通常是其他国家对东盟给予让步 或提供特殊待遇。当然，这样做客观上也限制了本地区大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 动力。 

第四，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中的区域外国家与区域内国家作用的失衡。区 域经济一体化本身就是区域内国家因寻求共同利益而联合在一起的，如果不能 由区域内国家决定一体化的命运，那么它在很大程度上就失去了存在的价值。 回顾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可以看到，美国一直是主导者，本地区的国家 则是从属者。１９９７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日本曾提出建立 “亚洲货币基金”的 构想，但因美国的反对而告吹。２００８年国际金融危机之后，以 “１０＋３” （东 盟＋中日韩）为基础的自由贸易区方案浮出水面，美国再次以 ＴＰＰ为平台改变 了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特朗普执政后奉行双边主义，对区域经济一体 化采取消极立场，主动退出了ＴＰＰ，从而为日本在ＣＰＴＰＰ谈判中发挥引领作用 创造了条件。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对亚洲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影响力的消失。 一方面，日本一直致力于美国 “回归 ＴＰＰ”；另一方面，特朗普政府也表示在 满足美国要求的前提下可以考虑重新加入ＴＰＰ。 

第五，不发达国家与发达国家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失衡。现有的亚 洲区域经济一体化主要是在新兴经济体之间、发达国家与新兴经济体之间进行 的。不发达国家缺少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能力和机会，即便参与到特定的区 域经济一体化机制内也难以从中获得发展的机遇。以南亚地区为例，南亚七国 １９８５年就成立了南亚区域合作联盟 （ＳＡＡＲＣ），２００６年又进一步升级为南亚自 由贸易区 （ＳＡＦＴＡ），但区域内贸易的比例一直微不足道 （近年来维持在５％的 水平上）；在中亚地区，俄罗斯主导建立的欧亚经济联盟属于关税同盟的范畴 （其一体化程度理论上高于自由贸易区），但中亚成员国却难以从中获得预期的收益；在东南亚地区，东盟的一体化进程被认为是最成功的，但发展水平落后 的 “新东盟成员国”与 “老东盟成员国”之间的差距并未缩小。 

造成上述失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一，亚洲地区国家之间存在巨大的差 异性或多样性。本地区既有发达国家又有最不发达国家，既有资本主义国家又 有社会主义国家，既有佛教文化，又有伊斯兰文化、基督教文化。此外，尚未 了结的历史纠葛成为许多国家双边关系的负担。这种多样性阻碍了一体化的进 程。其二，区域内大国之间的矛盾与竞争，尤其是非经济领域的矛盾成为亚洲 区域经济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以中日韩自由贸易区为例，几乎所有的理论模拟 结果都证明，它不仅对三国的潜在经济收益巨大，而且以此为基础的 “１０＋３” 自由贸易区会给亚洲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带来收益，但经过近２０年的努力，其 前景仍然不确定，关键在于中日韩三方在非经济领域的矛盾无法调和。其三， 亚洲地区的全球价值链缺少最终消费市场。换言之，本地区的最终产品出口主 要依赖区域外市场。亚洲区域内贸易水平与欧盟不相上下，但其主体是中间品 贸易。亚洲开发银行所作的研究显示，截止到国际金融危机，亚洲国家的出口 中，本地区提供的最终消费市场份额只有２８．９％，而美国一国提供的市场份额 就达到了２３．９％。其四，本地区的大国没有能够提供全面的区域公共产品， 致使本地区的中小国家在大国之间奉行骑墙战略。区域经济一体化不仅要求大 国提供出口市场，而且还要求大国提供与此相配套的安全保障机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