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结论与建议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奉献给国际社会的“世界梦”，它植根于中华文明和我国的外交实践，契合各国求和平、谋发展、促合作、要进步的真诚愿望和崇高追求。共建“一带一路”是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性选择。但要在国际社会逐步实现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命运共同体，必须加强国际法律共同体建设，因为只有国际法律共同体能够同时扩大各国利益交汇点、形成利益共同体，落实国际行为体的共同责任，促进人类迈向命运共同体。总结中国和国际社会的一般实践，我国可以综合采取以下路径加强国际法律共同体的建设。第一，单边行动。即参照国际示范法、国际通行做法或类似于G20 议程等，主动修改本国法律，使国内法律制度适合国际标准，增进我国法律的普遍性、可预见性和透明度，提高我国法律制度的吸引力。第二，双边行动。由于单边行动往往缺乏说服力，通过双边协商可以取得更好效果。尽管已有大量双边条约规范着缔约国在交通、贸易、投资、资金、税收、工程、劳务等领域的合作关系，仍有必要根据新情况不断升级这些合作关系。只有如此，才能够稳定两个国家在条约规范事项方面的合作，一旦发生争议，其解决也有章可循。第三，区域行动。双边行动尽管具有针对性和灵活性，但会导致国际法律的碎片化和复杂化。由于许多问题往往涉及多个国家，仅靠两个国家的联合行动也难以解决，各国越来越愿意通过集体力量来解决共同的问题，通过区域自由贸易协定，构建自由贸易区、关税同盟等区域行动开始风靡全球。我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就是区域合作的典型代表，由此设立的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等金融机构则是区域合作机制的创新。第四，全球行动。对于涉及各国共同利益和人类整体利益的全球性问题，国家日显无力，只有通过多边条约与国际组织，向政府间国际组织让渡部分主权，采取全球行动，才能有效应对。这种行动对建设国际法律共同体的影响最广泛、最深远。未来“一带一路”要发展成为稳定的机制，必须采取全球行动。第五，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参与。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的发展，亚国家组织、商业团体、政党团体和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在立法价值多元化、立法内容与主体的扩大、合法性危机的克服、法律的有效执行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如技术标准化、标准合同、人权组织文件、跨国公司章程、仲裁示范法等“私政府立法”，尽管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式法律，但它所欲达到的目标与国际公法制定者所寻求的目标是一致的，而且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因此，非国家行为体的跨国参与也是建设国际法律共同体的重要路径，在国际私法、国际经济法领域，尤其如此。
（肖永平，法学博士，国家高端智库武汉大学国际法研究所所长，武汉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本文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