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学者认为，当前中俄关系进入了成熟期，两国建立的多层面协作格局是俄与其他国家关系中从未有过的。中国改革的新阶段预示着俄中关系不仅有新机会，而且还具有新的挑战。这种关系越来越不对称。在中国和平崛起的背景下，俄中关系将取决于俄如何应对这一挑战。俄是名副其实的政治、军事、外交大国，有着丰富的处理国际关系的经验，从某种意义上说，俄平衡外交与对冲外交，就是对中国崛起挑战的回应。

美“平衡战略”是俄平衡与对冲战略最大的外部环境。自奥巴马提出“亚太再平衡”战略以来，美以中国为主要对手。2018年美国兰德公司的评估报告认为，未来20年俄经济增长速度不太可能超美，其人口可能会减少。对俄力量的制衡和对其影响的遏制，可能不会给美国带来越来越大的负担。但中国的挑战对美国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在特朗普时代，美中与美俄关系最大的不同，是前者日益向全面对峙发展，不仅涵盖经济、军事、政治、外交等领域，而且已上升到文明冲突的高度。中国作为美非西方战略对手，在美集体意识中被有意无意地曲解、排斥、边缘化和妖魔化，其程度远超俄及其前身苏联。因此，美对中俄的政策不同，分而治之是美对中俄的基本战略。对美而言，最好让俄在国际体系中保持一个独立的一极，而不是与中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形成一个正式的、战略性的中俄协约。

对俄而言，中国崛起可能使其沦为能源小伙伴，中俄关系未来发展难以预料，中美交恶增加了中国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因此，一方面，俄印关系有助于部分抵消中俄之间日益扩大的实力差距，减少对中国的依赖，扩大外交活动空间。另一方面，中美矛盾成为国际关系的主轴，美印战略伙伴关系不断升温的情况，也为俄提升与印关系提供了契机。美为发展美印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会在一定程度上迁就俄印关系升温。

俄极力提升印之国际地位与声望，已将印与中、美、欧盟相提并论。2019年10月3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的演讲中，就突出印在中东地区安全中的作用：“我们建议必须把积存的偏见和彼此伪装放在一边，几乎从零开始，在本地区建立一个安全与合作组织。除西方国家外，还有俄、中、美、欧、印等。”不能说俄发展与印的关系完全是出于对冲中国的考虑，其中也有拓展外交空间、缓解西方制裁压力的需要，但降低对华外交风险至少是重要因素之一。

中俄结伴不结盟的关系性质本身，就意味着两国外交方向有很大不同，加上日益扩大的实力差距正在改变两国关系的性质，中国逐步成为主导伙伴。这种日益加剧的不对称性，可能使中国在全球事务中的战略方向与俄相悖。正如德米特里·特列宁(Дмитрий Тренин)所言，俄对美在韩日驻军的担忧远不及中国，中美在西太平洋越发激烈的海军竞争，在俄看来是缓解了中美“勾结”的前景，也为俄提供了对抗中美的选择。俄战略家认识到，如果中国民族主义日益发展，加强与印历史悠久的关系则可制衡中国。

中俄在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希望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等方面的利益是一致的，在维护中亚和东北亚安全方面的主张也大致重叠，但是在很多方面也存在分歧。虽然中国是俄最大贸易伙伴，也是俄在遭受经济制裁背景下发展经济的重要外部积极因素，但是俄不愿过度依赖中国。俄“多极世界”主张的核心是大国协调，将中俄均视作未来“国际力量中心”，并认为两国必然存在竞争。另外，与西方国家的关系，特别是与美之关系，对中俄仍然很重要。双方都寻求在相互尊重和平等的基础上与西方建立更好的关系。这显然也存在竞争。

▍俄对华战略新动向的政策效应及应对

中美俄的全球影响及中俄印关系的地区意义，使四国对外政策呈现高度的相关性，即四国中任何一国外交政策的调整、任何一对双边关系的变化，必然会对其他三国和四国其他双边关系产生政策效应。任何一国外交政策的成败不仅取决于其本身质量，还要看另外三国的政策水平。因此，分析俄对华战略新动向时，需要从中美俄与中俄印两个三角关系及两个三角关系的互动去考察。

（一）关于俄平衡战略效应的评估

俄国力弱于中美，要在中美之间实施平衡战略原本就非常艰难，而美同时遏制中俄，并且力度和手段不分伯仲，这进一步加大了俄平衡中美的难度。

美《2017年国家安全战略》和《2018年国防战略》表明，美的确对中俄同时同等遏制。该报告称，“中俄挑战美权力、影响力和利益，削弱美安全和繁荣”，“中俄希望塑造一个与美价值观和利益背道而驰的世界”。美将中俄视为同等威胁，甚至认为后者对其安全挑战更加直接。美《2018年国防战略》认为，国家间的战略竞争现在是美国家安全的首要关注点，对美繁荣和安全的主要挑战是以中俄为代表的修正主义势力，中俄日益希望塑造一个与它们的威权模式一致的世界并能控制其他国家。在此背景下，美军联合参谋部发布的《2018年国家军事战略概要》也明确表示，应对与中俄的大国竞争是美军面临的最困难挑战。换言之，美军方将同时应对所谓的中俄军事挑战。

2017年8月，美通过了新的对俄制裁法案，使对俄制裁政策成为一个完整的法律体系，进一步固化了美反俄政策的基调。2018年7月北约峰会后发表的《布鲁塞尔峰会宣言》表示，“由于俄非法和无正当性地兼并克里米亚，以及乌克兰东部持续动荡，欧洲和大西洋的安全环境变得不稳定和不可预测。”2019年北约吸纳北马其顿为其成员国，将俄在该地区的影响压缩在塞尔维亚和波黑塞族共和国，同时在俄周边频繁举行军事演习。同年4月，北约欧洲盟军最高司令柯蒂斯·斯卡帕罗蒂坦言，北约与俄彼此缺乏理解是导致对话进程破裂的基本原因。俄副外长亚历山大·格鲁什科也直言，俄与大西洋联盟之间的分歧达到了历史上最危险的程度。在后苏联空间，美与其他西方国家继续推动“颜色革命”。近期的吉尔吉斯斯坦和白俄罗斯国内不稳定的局势，很大程度上就是西方干预的结果。

至于俄美经济关系，对于美国来说，与俄贸易没有什么重要意义。俄在美国出口中只占第31位，在进口中占第33位。俄美双方除了安全领域，在其他方面的相互依赖较小，两国关系容易大起大落。当两国在安全合作上出现矛盾和分歧时，没有其他领域的紧密关系来缓冲。未来的俄美关系也不会有很大改善。2020年10月25日拜登在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节目专访时表示：“我认为，目前美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破坏我们和盟友安全的俄罗斯。其次，我认为最大的竞争对手是中国。”拜登的表态意味着他执政后美可能会对俄采取比对华更强硬的政策。如果情况果真如此，俄希望与美发展良性关系的愿望就可能落空，平衡中美则无从谈起。

俄也清醒地认识到美对其遏制的现实性和长期性。2020年10月22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第17届年会会议上透露，俄正在帮助中国增强军队国防潜力。当有人问中俄之间是否会建立起军事同盟时，他表示：“可以想象任何事情。我们一直认为，我们的关系已经达到了合作与信任的程度，以至于没有必要，但从理论上讲是可以想象的。”普京的讲话就是警告美，若其逼俄太甚，俄将在中美之间选择前者。

与俄美关系持续走低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金融危机之后俄更重视对华关系。尽管俄也重视与日、印和越的关系，但其亚洲政策不会出现重大的再平衡，仍以中国为中心。俄是大国之中最早表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的国家，2015年中俄发表了关于丝绸之路经济带和欧亚经济联盟对接合作的联合声明。近几年，中俄对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经济联盟的工作进展顺利。从2019年10月3日普京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会议的讲话中，可以进一步感受到中俄双方利益的契合与俄对发展欧亚交通网络的支持。中俄联合声明发布数量的增加，也表明两国关系发展良好。1992-2019年，中俄元首会晤后共发表了31则联合声明、2份联合新闻公报、1项睦邻友好合作条约、1则联合宣言。1992-2000年的9年里，中俄两国共发表了8则联合声明，2001-2010年的10年里中俄共发表了10则联合声明，2011-2019年的9年里，中俄共发表了13则联合声明，后9年中俄发表联合声明的频率明显增加，由此可见中俄关系稳步发展。乌克兰危机后中俄战略协调的频率增加，双方在国际问题上的共同立场增多，同时也意味着中俄面对的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两国战略协调与合作的紧迫性和必要性增强。经济方面，2019年中俄双边贸易额达到1107.57亿美元，同比增长3.4%。中国连续10年保持俄罗斯第一贸易伙伴国地位，俄在中国主要贸易伙伴中排名第11位；2020年1-4月，中俄双边贸易额335.63亿美元，同比增长0.1%。战略合作方面，中俄安全合作向更高层次发展。

显然，从外部环境、国家实力、利益需要各方面考虑，推动发展俄中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依然是俄对华战略的主基调。俄美结构性矛盾短期难以解决，俄平衡战略的内外条件不完全具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