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如何借鉴他国成功做法，形成中国巨大的举国优势

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中，如何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让我们的制度更加完善、成熟和定型？如何创造优于资本主义制度的经济效率和国家治理能力？如何发挥国家和政府的主导作用，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举国体制优势，同时更好地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发挥企业在市场机制运行中的主体作用？如何实现2035年制度建设和治理能力建设目标，使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等各方面制度都更加完善？

4. 如何把握东升西降的历史大趋势和发展大逻辑

中国如何跳出历史周期率，顺利迈过中等收入国家陷阱？跳出所谓的“修昔底德陷阱”？如何突破西方现代化的危机，正确认识西方自由民主制度的倒退乃至终结，解决一些领域和一些人的全盘西化问题？如何把中华文化瑰宝转化为人民的精神财富？在中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我们是否做好了作为世界性大国的思想准备、理论准备和战略准备，能否实现从跟随者到引领者的转变？如何进行伟大斗争、建设伟大工程、推进伟大事业、实现伟大梦想？如何认识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发展仍然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如何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和构建新发展格局？如何辩证认识和顺应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国内外大势，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5. 如何实现从世界大国向世界强国的跃进

历史方位是决定方向、明确路径、选择方略的根本性问题。我国进入的新发展阶段处于什么样的历史方位？对中国又意味着什么？“超越”一直是中国人的梦想，中国几千年来都是世界第一经济大国。秦始皇统一中国，汉唐盛世、大明王朝、大清帝国等。新加坡外交学者马凯硕说，除了近代，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中国现在成为世界第一是回归到历史本位。习近平总书记在《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的说明》中指出，从经济发展能力和条件看，我国经济有希望、有潜力保持长期平稳发展，到“十四五”时期末达到现行的高收入国家标准、到2035年实现经济总量或人均收入翻一番，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如何实现这一宏伟目标，为我国到2050年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打下坚实基础？

(二) 必须深刻认识并扎扎实实地解决我国现阶段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正视自身存在的深层次矛盾和严峻挑战

1. 需要下更大力气解决相对贫困问题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性成就，决战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胜利。历经8年，现行标准下近1亿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832个贫困县全部摘帽。这是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奇迹，是对世界脱贫事业的巨大贡献。但总的来看，目前的脱贫还是中国标准的脱贫，2020年脱贫的贫困线是4000元人民币/年，平均1.25美元/天，这是联合国2009年贫困线的标准。2017年，世界银行重新设定了贫困线的标准，赤贫购买力水平每人每天1.9美元，中低收入水平贫困线每人每天3.2美元，中高收入水平贫困线每人每天5.5美元。中国2010年上升到中上等收入国家，2020年中国人均GDP达到1.1万美元，列居全球第65位，而美国人均6.5万美元，中国GDP占美国GDP的1/6多一点。即使未来中国经济总量超过美国，人均GDP仍不到美国的1/4。从世界横向比较看，中国已成为中上等收入国家，但人均水平还低于世界平均数，按照世界银行新的贫困线标准，2020年中国相对贫困人口为3亿人左右，贫困率高达22%左右。

2. 需要突破中国制造业总体上大而不强的瓶颈

我国重点领域关键环节改革任务仍然艰巨，特别是创新能力不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局面没有得到根本性改变，多个领域如高端芯片、基础元器件等存在“卡脖子”问题，在科技发展面临外部打压和遏制加剧的形势下，亟待加快自主创新步伐。以全球主流工业软件厂商为例，老牌工业强国垄断了全球的工业软件市场，掐住了全世界的“脖子”。

2015年时任工信部部长苗圩指出，从全球制造业发展水平看，中国总体上处于第三梯队，现在五年过去了，中国正在从第三梯队迈向第二梯队，个别领域已经进入第一梯队。但总体情况仍然是大而不强，之所以如此，才被美国“一剑封喉”，出现中兴通讯顿时休克的情况;才被美国进行技术制裁，对华为等企业用举国之力遏制；才被美国“长臂管辖”，与中国进行技术“脱钩”或者“切割”，推动全球产业链“断链”的危险局面。

3. 需要防范未来有可能会出现的人口危机

中国很快将进入深度老龄化社会。2000年中国和全球同步进入老龄化社会。2019年末，中国60岁以上人口达2.54亿人，占总人口的18.1%；65岁以上人口达1.76亿人，占总人口的12.6%，预计到2020年，中国65岁以上人口将占到14%，到2050年将占到35%。按照联合国的标准，60岁以上占10%、65岁以上占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占比14%即深度老龄化社会，占比20%就是超级老龄化社会，中国2020年就进入了深度老龄化社会。中国还将进入深度少子化社会。据WHO统计，1950-2020年，中国女性生育率从6.11%降到1.69%。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9年，新生儿1465万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低的数字。未来10年，年轻劳动力将减少30%，0-10岁人口会从1982年占总人口的33.6%降到16.2%，少年儿童会从1982年的3.4亿人降到3.2亿人，2027年中国将步入人口负增长时代。2030-2050年，人口将减少7800万人，到2065年将降至12.48亿人。少年儿童占比低于15%为超级少子化社会。深度老龄化、深度少子化，人口下降、劳动力短缺将是中国面临的大问题。印度、印度尼西亚和非洲国家人均年龄28-30岁，劳动力红利将持续释放10-20年；中国人均年龄38-40岁，人口红利逐渐消失，特别是体力劳动作为主要支付能力的劳动力会急剧下降。

4. 需要解决中国贫富差距越来越大的问题

贫富差距较大是一个全球性问题。从三个角度可以看到中国贫富差距:一是从家庭资产看。央行2019年城镇家庭资产负债情况调查结果显示，中国城镇居民家庭总资产均值317.9万元，其中住房拥有率96%，总资产中房产占比相当大。从调查结果看，中国富有的10%家庭平均资产是1500万元，加起来占全社会的47.5%，接近50%;前20%的家庭资产占23%，底层的20%家庭资产占2.8%。按净资产分组，前10%的家庭拥有17.1%的财富，前20%的家庭拥有64.5%的财富，前40%的家庭拥有82.6%的财富，底层的20%家庭仅有2.3%的财富。二是从基尼系数看。联合国有关组织规定，基尼系数低于0.2属于收入绝对平均，0.2-0.3表示比较平均，0.3-0.4表示相对合理，0.4-0.5表示差距较大，0.5表示以上收入悬殊。中国基尼系数1978年是0.317，1994年是0.434，2016年是0.789，2017年是0.467，2018年、2019年以后，国家统计局不再公布这方面数字。现在联合国150个有统计的国家，超过0.49的国家不到10%，我们就在其中。三是从收入差距看。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国民经济总投资与总储蓄的差额，工业品和农产品的剪刀差，这是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存在的问题;包括工资分配的地区差、单位差、行业差；包括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收入差，资产性收入与劳动性收入差;等等。

5. 需要继续缩小区域差距和城乡差距

中国区域问题主要存在四大差距，即东西差距、南北差距、城乡差距、内地与沿边差距。现在东西差距有所缩小，四川、陕西等在西部省份中脱颖而出，东西差距在不断缩小；南北差距加大，东北三省近40年GDP在全国占比下降了一半，全国的经济重心进一步向南转移；中国城乡从收入、教育、医疗、消费、就业、公共服务，到基础设施、市场环境，差距也非常大，虽然这些年有所缩小，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城乡差距仍然很大；我国沿边2.2万公里、沿海1.8万公里，沿边这些邻国大部分是发展中国家或贫困国家，中国沿边省份大部分也是欠发达省份，虽然“一带一路”建设使沿边地区变成了对外开放的前沿，但沿边地区主体省份的带动力、经济实力严重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