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根本上讲，除非双方之间建立了某种程度的相互依赖关系，否则不会达成一致意见，这种“一致”要么可以降低相互依赖的成本，要么可以增加相互依赖的收益。而“惩罚”“奖励”或它们的组合（同时或先后使用）则是达成一致意见的重要手段。“奖励”在双方之间建立了一种相对而言较为积极的相互依赖关系，而“惩罚”则引发了一种消极的相互依赖关系。简言之，在已形成的相互依赖关系的基础之上，一方面，通过惩罚或终止惩罚改变依赖性较强行为体的行为；另一方面，通过奖励影响其行为。为此，权力的两个基本要求为：拥有权力的行为体“对他人提供的东西漠不关心”，以及“垄断他人所需的东西”。虽然这实际上属于比较极端的依赖，现实中不存在一方绝对依赖另一方的情况，但也可以据此了解在权力非对称相互依赖的情形下，较强行为体所拥有的权力。而在这种情况下，弱势行为体的典型手段是寻找“可替代的供应方”。

从外交政策的角度看，国家通常希望在相互依赖的状态下最大化自身收益，但同时尽可能保持自主性。这也正是东盟国家，尤其是与中国在南海存在争端的国家，担忧“中国将经济奖惩措施转化为政治影响力”的重要原因。为此，相关东盟国家倾向于采取更为谨慎的态度，竭力减少其认为可能的劣势。

东盟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建设收益和可能代价的认知

如前所述，相互依赖关系通常涉及代价，这也是其形成的重要标志，而各方最初是出于对收益的渴望，才愿意形成这种关系并限制自身自主性的。但基于相互依赖关系中收益与代价具有不确定性、短期收益或许以长期损失为代价等考量，相互依赖关系中更为弱势的国家，可能陷入一面寻求合作、获取收益，一面又担忧可能付出代价的困境。

具体而言，东盟凭借其优越的地理位置、相对安全稳定的政治经济环境、较为开放的市场条件和颇具潜力的市场容量，成为“一带一路”倡议合作的重点和优先地区。东盟国家是中国主要的贸易伙伴和投资目的地之一，同时也是中国极具发展潜力的近邻，其在避免中国过分依赖传统市场方面具有重要价值。由此可见，中国对东盟国家存在需求。通过共建“一带一路”，双方互联互通水平不断提升，经济融合持续深化，东盟于2020年首度超越欧盟和美国，成为中国最大贸易伙伴，从而实现双方互为第一大贸易伙伴的历史性突破，双方相互投资快速增长，相互依赖程度不断加深。鉴于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存在的实力差距，作为相对弱势一方的东盟国家希望继续在中国新发展格局中汲取动能、获取收益，助力自身发展，但同时又担心在此相互依赖加强的背景下可能要付出的代价。而由于东盟国家自身经济发展水平及与中国是否存在南海争端等方面的差异，相关国家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深相互依赖的收益和代价的认知存在共性的同时，也体现出一定程度的差异性。因此，在对东盟国家进行整体论述的基础上，有必要进行大致的分类并加以说明，只有了解东盟国家的认知和需求，才能通过加深相互依赖更好地实现互惠合作。

从表1可知，就东盟整体而言，30.1%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有利于东盟家经济发展以及中国—东盟关系的加强；35%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倡议为东盟国家提供了亟需的基础设施资金；约三分之一（30.7%）的受访者表示由于缺乏足够的信息，现在就分析“一带一路”的影响还为时过早；近一半的受访者（47%）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东盟国家自主性受到限制。最后，15.7%的受访者认为“一带一路”不易成功，因为倡议大部分项目未能完全惠及当地。由此可知，东盟国家认为最可能的收益是提供基础设施资金并促进本国经济发展，最担忧的代价是自主性受到限制以及可能导致收益不平衡。

东盟力推域内互联互通，但面临资金匮乏的局面，相关国家因而期待“一带一路”倡议能够协助填补巨大的基础设施资金缺口，提升各国国内基础设施联通水平，从而消除发展瓶颈，带动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带一路”倡议在加强东盟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上，能有效联通东盟各成员国之间乃至更大范围的外部市场，有助于加速区域一体化进程。区域基础设施和互联互通可以使东盟国家融入更广泛的区域增长机制，促使其制定以发展全球价值链为导向的政策。综上可知，东盟国家愿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以此加强各成员国之间以及更大范围地区的联系，增强彼此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推动区域一体化进程，这些必然成为东盟国家关注的重要收益。而由于相互依赖关系并不必然以互利为导向，同时即便存在互惠性也有可能不对等，因而东盟国家愿意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加深其与中国相互依赖关系获取收益的同时，作为弱势一方，其还担心这种关系可能导致一些代价，而对进一步深化合作存有一定的顾虑。对此，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及是否与中国存在南海问题，下文将东盟国家分为三类，分别为东盟欠发达且与中国不存在南海争端国家、经济相对发达且与中国不存在南海争端的东盟国家，以及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东盟国家，并进行相应分析。

（一）东盟欠发达且与中国不存在南海争端国家的相关认知

第一类主要是欠发达且与中国不存在南海争端的东盟国家，其渴望获得中国的资金技术支持，如柬埔寨、老挝和缅甸三国。由图2可知，三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总额在东盟国家中较低，但增长态势明显，表明其与中国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在加深。而从表1可知，柬埔寨和老挝是东盟国家中对共建“一带一路”经济收益认知度最高的国家，缅甸对经济收益的积极认知相对低一些。但就可能的代价而言，三国担忧自主性可能受限制的比例分别为柬埔寨（50.0%）、老挝（31.0%）和缅甸（29.8%），缅甸对于代价的认知同样是三国中最低的。

柬埔寨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并成为受益者之一，合作增加了来自中国的直接投资和游客量，促进了柬埔寨工业、服务业、农业和建筑业的持续增长。随着基础设施建设的快速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为柬埔寨经济发展和减贫做出了积极贡献，有效提升了柬埔寨的经济竞争力。而老挝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将其从“陆锁国”转变为“陆联国”，是推动其经济飞速发展的关键因素。老挝国会计划财政与审计委员会主任利伯·利布瓦保（Leeber Leebouapao）强调，共建“一带一路”将为老挝转变为内陆枢纽创造有利条件，中老铁路意义重大，有潜力促进老挝与东盟其他国家乃至全球其他地区建立联系，是老挝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一个转折点。但与此同时，中老铁路预计耗资59亿美元，超过老挝国内生产总值（GDP）的三分之一，而这些贷款还只是老挝所欠中国债务的一部分。在新冠肺炎疫情背景下，大幅扩大的财政赤字将大大增加老挝的公共债务，老挝对此存在担忧。缅甸同样对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态度积极，2021年1月11日，缅甸国务资政兼外长昂山素季在会见访缅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时强调，缅方希望同中方继续深化互利合作，更好带动缅甸的发展。缅方重视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愿同中方及时协调，共同推进有关项目。而缅甸同样对“债务陷阱”表示担忧，缅甸联邦计划和财政部部长梭温（Soe Win）希望缩小皎漂港的建设规模，原因是担心中国的投资过大，缅方可能承受更大压力。

（二）经济相对发达且与中国不存在南海争端的东盟国家的相关认知

第二类为新加坡、泰国两个经济较为发达的东盟国家，且其与中国不存在南海争端，但相较前三国而言，其对中国的经济需求没有那么急迫，欢迎“一带一路”倡议的同时，态度更为谨慎。由图2可知，中国与两国的经贸关系相互依赖性日益增强，且贸易更趋平衡，尤其是与泰国的贸易。两国对于“一带一路”经济层面的收益认知度在东盟国家中较高，但新加坡（60.2%）是东盟国家中最担忧自主性受到限制的国家，泰国（51.3%）同样较高。这表明经济较为发达的东盟国家在重视“一带一路”经济收益的同时，相比第一类国家对中国的经济需求更小，而且更加重视本国的自主性。

就收益认知而言，泰国将“一带一路”建设视为巨大机遇，会为本国未来的经济增长支点———东部经济走廊（EEC）建设提供资金支持。2019年，泰国总理巴育在第二届“一带一路”高峰论坛期间表示，“一旦‘一带一路’项目完成，将极大地提升泰国互联互通水平，而东部经济走廊将成为泰国经济和工业的核心组成部分，为泰国和整个东盟带来繁荣”。李显龙总理表示，新加坡是“一带一路”倡议早期和坚定的支持者，“一带一路”回应了许多国家对更好的基础建设和联通性的需求，不但促进中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也加强各国之间的合作，可以让中国和全世界都受惠。而在可能的代价认知方面，泰国认为其参与的“一带一路”项目还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因而有必要对项目成本保持谨慎，同时实现海外贷款多元化，避免陷入可能的“债务陷阱”。新加坡还存在“港口政治化”方面的担忧，即将经济议题上升为政治安全议题。

（三）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东盟国家的相关认知

第三类是与中国存在南海争端的东盟国家，即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由图2可知，这五国与中国的双边贸易同样呈现明显的增长趋势，这表明彼此间的经济相互依赖程度加深。其中，越南是与中国双边贸易额最大的东盟国家，马来西亚次之，印尼和菲律宾与中国的双边贸易额分别在东盟国家中位列第五位和第六位，文莱排名最后。但从表1可知，经贸相互依赖的程度并不能有效促进该东盟国家对“一带一路”的积极认知，如越南是对“一带一路”经济收益认知度最低的国家；而越南（58.7%）对自主性的担忧仅次于新加坡，位居第二，且对项目惠及当地社会的认可度最低。文莱、马来西亚和印尼在第三类国家中对经济收益认知较为积极，但对自主性和收益不平衡的代价认知同样较高。菲律宾对经济收益的积极认知总体低于此三国，高于越南，但对自主性代价的认知同样低于这三国，这说明菲律宾近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较为温和。

就收益认知来看，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五国都希望“一带一路”倡议为其提供资金，促进经济发展。文莱非常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参与项目合作有助于文莱经济多元化。2021年1月14日，文莱苏丹哈桑纳尔在会见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时表示，希望推进恒逸石化、“广西—文莱经济走廊”等重大项目建设。2019年4月，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承诺支持“一带一路”倡议，认为其将有效促进互联互通，实现发展与繁荣。2021年1月12日至13日，印尼总统佐科、统筹部长卢胡特和外长蕾特诺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时相继表示，印尼愿加强印尼“全球海洋支点”和“一带一路”倡议对接，并同中方加快共建“一带一路”，推进“区域综合经济走廊”建设，推动雅万高铁、“两国双园”等重大项目建设，欢迎中国扩大对印尼的投资。菲律宾认为“一带一路”倡议是解决其“大建特建”计划基础设施需求的有效机制之一，希望这种资金支持进一步扩大。2021年1月16日，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和外长洛钦在会见到访的中国国务委员兼外交部部长王毅时先后表示，感谢中方为本国基础设施建设所作的重要贡献，菲方愿同中方积极对接《东盟互联互通总体规划2025》和“一带一路”倡议，推动中国—东盟关系不断稳定向前发展。越南近年来对基础设施投资的需求持续增长，而在满足需求方面同样面临挑战。据测算，越南2016—2040年间需要基础设施投资6050亿美元，但其资金缺口高达1020亿美元，越南因此必须寻求外部资金支持。2019年4月，越南政府总理阮春福参加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时明确表示，欢迎并建议中方在越南开展技术先进、不破坏环境、代表中国发展水平的大型项目。

在可能代价的认知方面，这些国家同样关心经济层面可能出现的收益不平衡或“债务陷阱”问题，但因南海问题的存在，其对自主性有较强的疑虑。越南（20.7%）、印度尼西亚（19.1%）、菲律宾（18.9%）、马来西亚（18.9%）四国是东盟国家中最担忧收益不平衡、“一带一路”建设项目较少能惠及当地社会的国家。中国投资和中国工人的涌入引发了对就业竞争和非法劳工的更多担忧，加剧了越南、印度尼西亚等国民众的不满情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