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雅万高铁原来的融资方案中，印中高铁公司（KCIC）承担项目25%的投资，剩余的75%由中国国家开发银行提供贷款。而在印中高铁公司内部，项目60%的资金由印度尼西亚的国有企业部皮拉尔协同公司（PT.Pilar Sinergi BUMN）承担，中国企业联合体则承担剩余的40%。2017年7月，出于财政预算限制，佐科总统将原先印尼在项目中所持的部分股份转让给中方，由此中方控股90%，印尼控股10%，印度尼西亚的国有企业部皮拉尔协同公司（PT.Pilar Sinergi BUMN）只需提供项目10%的资金。

一方面，印尼希望借助外资解决自身困境，如转让股权推动雅万高铁建设；另一方面，印尼国内的保护主义通过相关措施保护本国产业，在雅万高铁项目上为难中国赴印尼工作签证，以此限制外籍工人，从而拖延了雅万高铁项目进程。由经济问题导致的印尼在对外政策上的摇摆不定使雅万高铁项目进展受影响，使印尼方面执行力欠缺。

政治问题

雅万高铁本质上是一个商业项目，而非国家项目，只是由两国政府搭台，两国企业合作完成。印尼方面佐科总统将雅万高铁视为其连任的政治筹码，因此极力支持与推进雅万高铁的建设进程，一方面此举保证了雅万高铁政府层面对接的合法性，但另一方面作为商业项目在印尼国内程序获批上也成为其他政治势力牵制佐科总统权力的工具。

（一）佐科政府受到政府内其他势力的阻力

雅万高铁项目是印尼总统佐科·维多多兑现竞选承诺的重要表现，也是佐科政府 “大兴基础建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际举措，它对于佐科·维多多来说是2019年大选的一个重要的政治筹码。因此佐科总统是雅万高铁的力挺者，动用总统特权签署2017年第13号协定，体现了对于一个月后在北京召开的一带一路合作高峰论坛的重视，进而表达了完成雅万高铁项目的决心。

但在印尼国内，佐科积极推进雅万高铁的意图受到其他力量的牵制。首先，佐科政府“朝小野大”，印尼国内政治结构中寡头政治仍旧起着决定性作用，退而不休的两位前总统梅加瓦蒂·苏加诺普特和苏西洛·班邦·尤多约诺，以及苏哈托的女婿普拉博沃·苏比安托等政治巨头在印尼政坛中依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以普拉博沃·苏比安托为例，虽然在2014年总统大选中败给佐科，但普拉博沃及其支持者获得了国会多数席位。普拉博沃作为印尼传统保守势力和寡头政治的典型代表，雅万高铁项目的建设需要印尼借助中方资本，因此面临着以他为代表的印尼国内保护主义的抵制。

一般项目流程为先投标，再进入工程层面，雅万高铁项目也是如此，在成功赢得竞标后开始征地程序符合流程。但印尼土地和空间规划部土地采购总监阿里尤里温提出质疑，声称第三方就某一特定项目在印尼征地需要获得印尼国家土地局的批准才可开始征地进程。事实上该项目征地过程中印尼高铁合资公司在获得印尼国家土地局的空间管理文件和位置批准前，便已经达成商业共识。佐科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一定程度上吸引了外资，但同时也触碰了既得利益集团。 

（二）佐科政府受到非政府组织的阻力

其次，佐科政府受到印尼社会一些含有宗教背景和政治化趋向的非政府组织的阻力。印尼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穆斯林国家，极端宗教势力时有抬头，他们蓄意制造事端，制造社会动乱，发表极端言论，操纵“反佐科”的舆论导向。一些伊斯兰极端组织，如伊斯兰传播委员会（DDI）、伊斯兰解放阵线（HTI）和伊斯兰捍卫者阵线（FPI）等，甚至借“中国工人误闯雅加达空军基地事件”，公开宣称这几个工人实际上是“解放军”，中国在印尼兴建雅万高铁具有军事入侵的企图。 这些不实的舆论导向影响了民众对华情绪，影响了征地进程，阻碍了雅万高铁进展。

▲印尼位于环太平洋地震带和欧亚地震带交界处，多火山与地震

其他原因

此外，除却以上重点讨论的征地、资金和印尼政治问题，劳工问题、技术问题以及日本干预也对雅万高铁工程进展造成一定不利影响。在劳工问题上，一方面，印尼技术工人较少且工人工作效率低，中国式的工作速度与印尼的工作节奏不匹配，这与当地工作和生活节奏较慢，人们时间观念淡薄有关。另一方面，中国工人进入印尼受限制大，这与前文提到印尼出于保护本国就业的目的日益收紧中国工人的工作签证条件有关，也与印尼社会存在已久的“中国劳工潮”问题有关。例如前文提到的极端宗教势力发布中国劳工问题的负面新闻，“中国劳工潮”问题成为“反佐科”势力抨击政府的工具，他们夸大中国派遣中国工人的数量，发表中国虐待和歧视当地工人的不实言论 。劳工问题直接造成雅万高铁项目合格工人不足，也对民众情绪造成影响，从而阻碍了施工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