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美国政治衰败的内政外交影响

作为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一举一动都得到外界密切关注。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今天，美国一旦进入政治衰败阶段将对整个世界产生重大影响。美国已经从政党恶斗的否决体制开始走向系统性政治衰败。在此背景之下，美国的国家治理会陷入更深的困境之中。其在内政方面会出现较大的不稳定性，而在对外政策方面则会出现较强的非理性攻击。

其一，美国政治衰败在内政方面的影响是不稳定性上升。一旦国内治理政策面临巨大的调整，国内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纠葛就会不可避免地增多。这将对国内秩序和社会团结产生非常消极的影响。美国的共和党和民主党一直存在很多政策分歧，这导致美国在内政方面已经出现很大的政策波动。而在政治衰败之后，政治系统的问题会进一步传导到政策领域，导致内政方面的不稳定性上升。这种不稳定性最直接的一个表现就是政策的钟摆效应异常明显。特朗普上台伊始就大肆撤销和修改其前任奥巴马的政策。这些政策调整包括改变美国的移民政策、退出TPP、调整医保政策、重新发展传统能源、撕毁伊核协议等。奥巴马的政策遗产在短时间内被特朗普否定。同样的故事在拜登上台之后重演。拜登在废除特朗普的政策遗产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拜登上台9天时间就签署了25项行政命令，不仅在数量上远超前任所签署的行政命令，更是与特朗普的行政命令相抵触。拜登在移民政策、性别取向、种族平等、司法正义、气候变化、医保等问题上签署了多项行政命令，目的是改变特朗普政府在这些议题上的政策。国家的重大政策每隔一段时间就会经历大幅度的调整，甚至一届政府的政策遗产会被下一届政府全盘否定，这导致美国的国家治理无力解决根本性、长期性、系统性问题。从其他国家的发展经验来看，一旦根本性、长期性和系统性的国内治理问题无法得到解决，国家政权会面临更大的危机，政治衰败也会愈演愈烈［11］。美国社会内部的种族问题、平等问题、债务问题都是系统性的大问题。这些问题在政策钟摆效应的影响下不仅没有得到有效解决，反而呈现进一步恶化的趋势。

其二，美国政治衰败在对外政策方面的影响是非理性攻击增多。美国的对外政策一直具有咄咄逼人的风格［12］。无论是奉行多边主义的美国政府还是奉行单边主义的美国政府，在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时都极力维护美国的国家利益。依仗美国军队的强大力量，美国在实施对外政策方面往往充满了攻击性。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而展现出的攻击性可以被称为理性攻击。而在美国出现系统性政治衰败的情况下，未来可能会出现更多的非理性攻击。所谓非理性攻击是指美国对外展示出的攻击性不一定是出于维护美国国家利益的需要，很可能只是出于转移国内矛盾或者迫于舆论等非理性因素而实施的攻击性行为。比如，特朗普政府不顾美国国内很多反对声音执意对中国发起贸易摩擦［13］，大幅度提高中国向美国市场输入的商品关税。中国为了反制，不得不提高美国商品输入中国市场的关税。中美贸易摩擦的后果是，美国的农业和工业产品对华出口受到了很大的影响。事实证明，特朗普政府的很多非理性举措看起来咄咄逼人，实施效果却大打折扣，并不真正符合美国的国家利益需要。而在拜登政府上台之后，非理性攻击不一定会减少，还有可能增多。美国的国会与总统都能对外交政策产生重大影响。虽然拜登放弃了美国优先的政策，但是美国国会内部依然充满着非理性声音。美国社会戾气严重，内部矛盾重重，这都是美国非理性攻击增多的基础和源泉。

当然，我们也不应该低估美国革新自身体制的能力。美国具有很强的纠错能力，历史上多次在困难的处境之下调整自己的内部状况，重新获得了生机与活力。但是短期来看，美国没有很好的机会来阻止自身的政治衰败。目前，美国的党争依然尖锐，拜登政府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恢复经济、调整外交战略等方面依然会受到共和党的掣肘。而且拜登本人因为年龄原因，大概率只能做满一届任期，在有限的时间内他面临的挑战很多，而能实现的目标却寥寥无几。

五、结  语

2020年美国大选虽然已经落幕，但是带给我们很多的思考和启示。西方的选举政治和多党竞争体制的弊端在这场大选中被暴露出来。在美国本次大选之前，几乎没有人能够预料到美国大选会出现如此多的争议、冲突乃至暴力。美国今天的政治衰败不是特朗普一人造成的，但是特朗普加速了这个进程。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从竞争型政党体制作反思。竞争型政党体制过分强调政党之间紧张激烈的竞争关系，没有提供足够的激励机制来促使政党之间的合作［14］。长此以往，政党关系就会变成一种恶性争斗关系。政党是国家公器，政党之间恶性斗争最后伤害最深的是整个社会的利益，是整个国家的核心利益。而合作型政党体制能够避免这种问题，政党之间有足够强的激励因素来齐心协力地维护和发展整个国家的利益。当国家的整体利益得到发展的时候，反过来又会给各个政党带来更强的正向反馈，从而进一步增强政党关系的和谐、团结和凝聚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典型的合作型政党体制，这种制度不仅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能够不断巩固和完善，也确保了参政党能够不断为国家的发展贡献重要力量。

政治发展是一个动态的长期问题，是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共同面临的问题。发达国家不一定就是政治发展的成功者，发展中国家也不一定就是政治发展的失败者。一个国家的政治发展需要有担当有使命的政党来推动，而且政治发展一定要根据本国的国情、民情和党情有序、渐进地向前推进。只有这样，才能走出一条真正符合本国国情又能持续进步的政治发展之路［15］。西方国家不是政治发展的“师爷”，政治发展的模式也不是唯一的。我国要坚定地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推动政治建设。

参考文献

［1］  王缉思．特朗普的对外政策与中美关系［J］．当代美国评论，2017（1）：1-11

［2］  赵晨．特朗普的“蛮权力”外交与美欧关系［J］．世界经济与政治，2020（11）：71-88．

［3］  张玉环．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博弈［J］．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8（3）：12-36．

［4］  王浩．选情与疫情叠加下的美国政治：认同分裂、政党重组与治理困境［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0（5）：78-85．

［5］  卜永光．美国国家治理系统性困境的主要体现、关联机理与演化逻辑——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总体性解释［J］．统一战线学研究，2021（1）：77-90．

［6］  庞金友．无法摆脱的撕裂：美国大选背后的价值冲突与观念歧异［J］．当代美国评论，2020（4）：42-56．

［7］  刁大明．2020年美国大选与美国对外政策新态势［J］．美国研究，2020（6）：9-10．

［8］  Francis Fukuyama．America in Decay：The Sources of Political Dysfunction［J］．Foreign Affairs，2014（5）：5-8．

［9］  Nazita Lajevardi，Kassra Oskooii．Old-Fashioned Racism，Contemporary Islamophobia，and The Isolation of Muslim Americans in The Age of Trump［J］．Journal of Race，Ethnicity and Politics，2018（1）：112-152．

［10］  房宁．“政治正确性”之争——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研究报告［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3．

［11］  张春满．非洲利比里亚真辉格党的兴起、治理与崩溃［J］．国外理论动态，2020（5）：127-133．

［12］  Daniel Yankelovich and Larry Kaagan，Assertive America［J］．Foreign Affairs，1980（3）：696-713．

［13］  Douglas A Irwin．The False Promise of Protectionism：Why Trump's Trade Policy Could Backfire［J］．Foreign Affairs，2017（3）：45-56．

［14］  张春满．中西政党政治的实践、研究范式和方法：一个理论反思［J］．经济和社会体制比较，2019（5）：126-137．

［15］  张春满．转型中国的政治发展与美国的政治衰败：基于政党中心主义的分析［J］．学习与探索，2020（10）：60-66．

（张春满，复旦大学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副研究员，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政治学博士。本文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不代表本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