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1月11日，大量美国军人荷枪实弹进驻美国国会山，武装保护美国最高立法机构。美国国防部之所以大规模派兵进驻国会山，是因为在2021年1月6日国会正式确认拜登当选新任总统的过程中，美国国会遭遇了史无前例的半武装性质的暴力冲击。特朗普拒不承认2020年美国大选结果，煽动支持者到国会示威，企图影响大选结果。这一幕在其他国家上演的时候，美国政客往往会大声斥责这些国家的现任领导人，并用“政变”“舞弊”“丑闻”来定义这些现象。然而当相似一幕发生在美国时，即使美国的议员在国会冲击过程中一度惊慌失措，事后他们也没有承认这是一场政变。那么，美国的这种双重标准带给我们什么学理启示呢？

它带给我们的学理启示是西方国家的政治发展面临系统性问题。西方国家一直标榜自己是政治发展的先行者、引领者、成功者，不会在政治发展的大问题上出现纰漏。美国等西方国家在政治发展上号称拥有最好的制度安排，享有政治发展独特的“奢侈品”。它们认为，像拒不承认选举结果、冲击立法机构并妄图改变选举结果这种“准政变”性质的政治丑闻，只能是发展中国家的“土特产”。在西方国家眼中，发展中国家是政治发展的追赶者、落后者、失败者。诚然，一些发展中国家确实在政治发展过程中遭遇了很多挫折和挑战，但是发达国家同样需要面对政治发展的考验。骇人听闻的2021年1月6日美国国会遭遇暴力冲击事件，只是2020年美国大选诸多引人深思的问题之一。2020年美国大选从整体上传递出的最重要的一个信息就是，美国政治开始走向系统性政治衰败。这个事实不仅与美国倡导的话语体系格格不入，也与很多人对美国的认知大相径庭。

鉴于特朗普的政策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我国学术界对特朗普上台以来的美国对外政策调整非常关注。王缉思对特朗普政府对外政策的特点和影响中美关系的因素进行了分析［1］。赵晨利用“蛮权力”概念对特朗普政府的对外战略进行了概括［2］。张玉环分析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外经贸政策与中美经贸关系的博弈状况［3］。国内学术界加强了对2020年美国大选的研究。王浩从选情和疫情叠加的角度对美国政治的最新变化进行了总结，并且重点分析了下一轮美国政党重组的趋势［4］。卜永光透过2020年美国大选这个“机会之窗”，剖析了当前美国国家治理遭遇的系统性困境［5］。庞金友从价值观和身份认同的角度对2020年美国大选进行了解读［6］。刁大明研判了2020年美国大选对美国外交政策新态势的影响［7］。本文将国内学界对于特朗普对外的冲击效应由国际政治转入美国国内，通过特朗普双击效应这个概念揭示美国政治从政党政治极化到系统性政治衰败的重大转变。

一、大选周期与美国政治衰败的环境

四年一次的美国大选具有一定的政治周期性质。美国每一个大选周期都有特定的国内和国际状况。进入2020年大选周期以来，美国国内外状况变得非常复杂。

其一，特朗普任内美国经济高开低走，经济危机开始取代经济繁荣。特朗普上台以来在财税、政府监管、能源、移民、贸易等领域推出了非常激进的改革举措。特朗普尤其重视美国的贸易政策，上任后陆续与很多国家（包括其盟国）签订了新的贸易协议。在这些强力改革政策的刺激下，美国经济确实一度呈现繁荣景象。特朗普任期前半段GDP增长率一直维持在2\%以上，在个别季度甚至突破了3\%。这在近几十年的美国都是非常好的增长表现。美国股市受利好影响迅速飙升，指数更是达到了阶段性历史最高位。与此同时，失业率在缓步下降，美国就业形势转好。但是在经济繁荣的背后，美国经济基本面的危机信号陆续出现。美联储不断下调美国经济增长预测，凸显了美国经济增长的乏力。美国国债收益率也出现倒挂现象。最终，在新冠肺炎疫情的打击下，美国2020年经济出现历史性大幅衰退。2020年第一季度GDP下滑严重，创下了11年来的最大跌幅；美国股市也历史性地经历了多次熔断，之后全年经济走势险象环生。在美联储大规模量化宽松刺激政策的扶持下，美国经济才得以踉踉跄跄地走完2020年大选周期。

其二，国内政治斗争加剧，两党争斗进入恶性党争阶段。政治斗争在美国共和党与民主党之间呈现愈演愈烈之势。2019年初美国联邦政府因为两党争斗被迫部分关门长达几十天，这是两党争斗极化的表现。弗朗西斯·福山把美国的这种体制称为“否决体制”［8］。两党的主要工作是拆对方的台，利用本党的一切政治资源否决对方的方案和政策，目的是使对方什么事情都做不了。2019年底，美国民主党利用“通乌门”事件大做文章，着手启动针对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进入2020大选年，两党之间的争斗迅速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阶段。美国参议院在2020年1月份正式开始审理特朗普弹劾案，尽管特朗普的两项弹劾条款均被参议院否决，但共和党和民主党围绕特朗普的第一次弹劾已经斗得不可开交。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的爆发依然没有阻止两党继续争斗。在美国人民最需要两党紧密合作抗击疫情的关键时刻，共和党和民主党却围绕着“是否应该戴口罩”“抗疫物资分发”“疫情责任推诿”等问题继续攻击对方。美国两党的重点不是如何抗击疫情，而是如何进一步打垮对方，以期在2020年美国大选中获利。

其三，美国社会种族和身份政治大行其道，社会秩序动荡不安。美国是一个由移民组成的国家，这些移民具有完全不同的背景。在文化多元主义的指导下，美国一直试图用所谓的“大熔炉”政策来形成社会共识，从而达到稳定社会的目的。然而，美国的“大熔炉”政策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今天的美国人对种族、文化、宗教的身份意识越来越强，对他人身份的恐惧和不满与日俱增。特朗普上台之后的种族主义举措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大大地激化了美国社会日益严重的的撕裂和内斗，导致美国公民的身份意识更加强烈［9］。这一点在种族问题上表现得最为明显。2020年弗洛伊德事件之后，美国内部的种族矛盾被彻底激发。美国社会内部进一步分化和撕裂，社会秩序动荡不安。

其四，特朗普上台以来大幅度调整了对外关系。按照美国优先的原则，特朗普有意减少美国的国际责任，在频繁“退群”和“毁群”的同时，要求盟国和其他主要国家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奥巴马和历届美国政府主要奉行多边主义，注意维持与欧洲和亚洲盟友的良好关系。而特朗普上台以来坚持美国优先的外交原则，拒绝免费为盟友提供更多协助，要求他国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一政策尽管遭到了国内政策圈的批评，但是对很多美国选民来说具有吸引力。特朗普政府在中东和欧洲进一步战略收缩的同时，加强了对印太战略的支持力度。从叙利亚撤军是美国在中东有计划地战略撤出的一部分，是美国进一步战略收缩的体现。而不断拉拢印度抗衡中国，甚至对中国采取诸多极端措施，不顾中美关系陷入困难境地，则是特朗普政府强力推进印太战略从概念到政策演化的集中体现。虽然特朗普与历任美国领导人一样强调美国的世界霸权，但是特朗普在美国优先和用实力换和平的信条下更加注重为美国保存实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