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是影响未来世界大格局的最为重要的国际政治和经济关系，劳伦斯·萨默斯是讨论这个题目的不二人选。他曾是克林顿政府的财政部长，奥巴马政府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主席，也曾担任哈佛大学校长。他在哈佛大学教授了多年的经济学，曾是哈佛大学最年轻的经济学正教授，他学术功底深厚，经济、金融和政治融会贯通，观察细致，观点犀利。我在世界银行工作时，他是世界银行的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就发展中国家的增长模式问题有过多次探讨，此后我们经常在多种场合见面，也相互参加对方的活动。在他参加中国发展论坛之际，我也请他来清华大学演讲，讲讲中美关系的未来。他的演讲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演讲那天，礼堂早早就被挤得满满当当的。

劳伦斯·萨默斯首先指出，中美两国的政策选择不仅关系到两国经济增长和金融稳定，也将影响全球经济发展、和平与安全。他作为中国的朋友，祝贺并钦佩中国过去40年取得的巨大进步，希望中美两国能共同找到明智的解决争端的方式，为未来几十年的繁荣和人类福祉做出贡献。

他指出，基于中美双方经济实力对比的变化，今天，中美经贸关系出现了一些摩擦，这很正常，需要及时沟通和调整。展望未来，双方有竞争的领域，也有合作的领域。在竞争的领域要明确规则，增加透明度，进行公平、开放的竞争。在国际事务方面，世界需要中美双方合作，双方也有合作的空间，例如气候变化、全球卫生和健康、贸易、网络空间安全等。双方的合作也需要构建新的基础。他特别强调，中美双方各有不同的利益诉求，为了避免破坏性影响，需要加强沟通和交流。他的发言非常到位，对中美关系的变化观察细致入微，他看到了中美之间的摩擦，也是最早从正面提出积极建议的人。

哈佛大学教授格雷厄姆·艾利森是公共政策研究领域的权威，他的经典作品《决策的核心要素》是公共管理专业学生的必读之作，我在普林斯顿大学上学时，就细读了全书，赞叹不已。之后我去哈佛大学找过他，也和他在不同场合有过多次争辩。他也是研究“修昔底德陷阱”的权威。“修昔底德陷阱”是指古希腊军事家和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跟踪观察伯罗奔尼撒战争后得出的结论，即“当一个崛起大国挑战原有统治大国的地位时，产生的结构性压力会导致战争”。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在他的《注定一战：中美能避免修昔底德陷阱吗？》一书中总结了历史上 16个“崛起大国挑战原有统治大国地位”的案例，发现其中 12个以战争收尾。

但是，格雷厄姆·艾利森教授指出，在进一步细致分析后，他发现历史同样表明，在“修昔底德陷阱”的动态中，战争并非不可避免。实际情况是，历史上鲜有哪个崛起大国或原有的统治大国希望发生战争，战争往往是由一些第三方因素诱发的。因此，管理和控制第三方因素引发的冲突就变得特别重要。

他认为中美两国正处于“修昔底德陷阱”的动态中，中国是正在崛起的大国，而美国是原有的统治大国，但是中美之间并不一定会爆发战争。中美双方的领导人多次强调并采取行动维护世界和平。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就是一个开明且积极的倡议。因此，需要探讨建立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构建一个“多元化的、安全的世界秩序”。要积极探索限制恶性竞争的方法，双方在必须合作的领域制定共同的目标，让大家都生存下去。他对此持积极态度。

金融界的来访者也很多，世界最大的对冲基金桥水基金的创始人瑞·达利欧也是我多年的老朋友。他称我为下棋的伙伴，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他若来华盛顿，总会到我的办公室坐坐，谈谈世界的大棋盘上发生了哪些变化，我若去纽约，也常去他家吃早餐，在他的中国式小院里慢慢地喝龙井茶聊天。他访问中国时找我喝茶，我当然要请他做讲座。达利欧的《原则》中文版问世后，影响很大。他的讲座海报刊出后，报名的听众不断增加，我们数度更换演讲场地，最后搬到了清华大学的大礼堂，上千人的礼堂座无虚席。达利欧虽然是亿万富翁和名人，但他丝毫没有架子，他的开场演讲结束后，进入我和他的对话阶段时，要临时在台上加两把椅子，舞台太大，我们的工作人员稍稍慢了一点，他看到舞台边角的沙发，便自己走过去，把笨重的沙发高高抱起，搬到舞台中央，引来全场的掌声和笑声。

达利欧的演讲从他坚信的经济运行基本原则开始，他认为经济是由四股基本力量的变动主导的，即生产力变动、短期债务周期变动、长期债务周期变动以及政治变动。他认为维持宏观经济稳定必须维持三个非常重要的平衡：第一，债务的增长必须要和收入的增长相匹配；第二，股票的预期收益需高于债券的预期收益；第三，债券的预期收益需高于现金的预期收益（按适当的风险溢价计算）。

他认为当前我们经济所处的状态其实跟1937年非常像，货币宽松是当前最需要关注的环节。债务问题最严重的国家有大量以外币计价的债务，并对外国资本高度依赖，在货币方面通常都存在显著的弱点，容易受到冲击。央行印了很多钱，股市的价格不断上升，在这个过程中，富人持有资产，所以他们会进一步推高资产的价格，而这会进一步拉大贫富之间的差距。因此，民粹主义就会大行其道。这会从经济问题演进成政治问题。今天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存在紧张的局面，其实就是中美竞争力发生了变化所造成的一种结果，也是不同的历史长周期随着时间演进的运作方式。目前，短期债务和长期债务周期都差不多在顶点。往后走就会有很多风险。现在民粹主义高涨，地缘政治环境恶化，资产价格在高点，经济也在高点，那么经济恶化的情况很有可能引发政治危机。

他认为中国的基本面非常好，包括不断改革、经济有序发展，以及国家、企业和个人都有很强的责任感。中国在未来发展中面临五重挑战，这些挑战同时也是中国继续改革和发展的机遇：第一，债务重组的挑战；第二，资本市场重组的挑战；第三，经济结构调整的挑战；第四，保持收支平衡以及货币稳定性的挑战；第五，地缘政治环境恶化的挑战。达利欧有着非常矛盾的两面。一方面，他坚定不移地相信经济和金融的运行是有规则的，是不断往复发展的。但另一方面，他同时注重短期的扰动和震荡。而人类的智慧就是，在适当的时点和市场理解两者的交融，因此他也是乐观主义者。今天看来，他在讲座中提出的状况都在发生，而他看似矛盾的两面，在他的乐观主义下，恰恰是最迷人的地方。

雅各布·弗兰克尔是摩根大通国际董事长，也曾任以色列央行行长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顾问和研究主任。他在国际金融方面集理论、政策和市场实践于一身，他从市场看政策的角度，以及从政策看市场的思维框架，既独特又丰富。他是我多年的好朋友，总是对我爱护有加，每有见解，他总愿意先和我分享。他听说了我们的讲座，不请自来，自告奋勇要来做报告。

他敏锐地指出，短期看，通货膨胀是影响未来全球经济金融走势的最主要且最不确定的变量。因为老龄化和经济增长缓慢，就业市场低迷，通货膨胀保持在低位。而全球央行都设置了2%的通货膨胀目标，例如美联储就希望能够实现2%的通胀目标，只要没达到，美国就会继续印钞。欧洲央行、日本央行、英格兰银行也是如此，这些央行一致同意将2%作为通胀目标，达不到就继续实行货币宽松政策。随着时间的推移，如果不论怎样印钞通胀率都达不到2%，金融稳定性就会受到威胁。

长期来看，他特别提到人口老龄化的挑战，他提出，到2050年，美国、欧洲、日本、中国、拉丁美洲都会步入老龄化社会。非洲的人口将增长强劲，会比现在新增13亿人口，而且大多数是年轻人。世界需要考虑全球人口结构失衡问题，即有就业机会的地方缺劳动力，有劳动力的地方就业岗位不足。移民政策将是最为重要的全球政策。老龄化将改变需求结构，也将连带改变供给结构和金融结构，这也就代表着巨大的机会。雅各布·弗兰克尔多年前就一直呼吁要关注人口老龄化和结构变化对全球经济金融的影响。他认为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们必须接受，同时也可以把它看成机遇，在新的人口格局下，找到新的发展模式。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哈维·施瓦茨是全球著名的金融公司高盛集团证券部门的全球销售主管。回顾历史，他认为金融危机带来了两个教训：一是人们对系统性风险的认知，二是国际政策协调合作的重要性。2008年由次贷危机触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实际上是多年危机累积的结果：不断下调的利率，日益放松的金融监管，全球化趋势，依赖技术创新的金融市场，居高不下的杠杆率，以及全球去杠杆进程中面临的经济放缓困扰和挑战，一起催生了10年前席卷全球的系统性金融危机。危机最重要的经验教训就是，必须重视全球合作。国家间的合作以及各国央行间的政策协调，对于危机后稳定金融体系、建立新秩序意义非常重大。

利率环境的变化以及量化宽松政策是金融领域需要密切关注的两个要点。展望未来，市场利率从零利率环境中恢复，以及逆量化宽松政策都将对全球金融布局带来系统性重大影响，需要密切关注。中美未来的金融合作对全球金融稳定意义重大。作为当时高盛集团证券部门的全球销售主管，哈维·施瓦茨从最微观的层面看到了全球金融危机最宏观的问题，他提出的理解与把握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全球金融合作，毫无疑问是全球金融最为重大的命题，振聋发聩。

苏马·查克拉巴蒂是欧洲复兴开发银行的第六任行长，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除了负责对多个国家的宏观经济金融进行督导和制定全球政策外，也负责与所有多边组织合作的工作，因此和他有工作上的交往。他思维缜密，改革大胆，我们每年都有多次见面的机会，我总能从和他的交谈中了解欧洲和中亚的经济金融情况，并学到在国际组织中推进改革的经验。

那几年，多边开发银行的工作整体上都是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吸引更多的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参与时，融资成为挑战。基础设施、能源、气候变化等都需要大规模和多来源的投资，仅靠国内资源、捐赠资金和公共部门投资是不够的。2018年我参加二十国集团全球金融治理名人小组工作时，我们的报告强调了需要“实现系统内整体商业模式的重要转型，以有效推动私营部门投资”。但引入私人投资介入公共部门项目是一个让国际多边组织和金融市场困惑多年的老问题。当时我就和苏马·查克拉巴蒂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表示赞同，并提出要在欧洲复兴开发银行闯出一条路。这次他来到清华大学，带来了他的实践成果，他提出了解决之道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即良好的政策环境和市场定价。演讲一如他既往的发言，严谨且有原则，有创新，有市场运营的实践，非常精彩！

未来总是由创新者书写的。我也请了一些在科技界和企业界大胆创新的朋友。我一直对科学发展有兴趣，当年差点考了复旦大学的物理系。注意到近年来人工智能的再度崛起，我也关注人工智能的发展，应深圳市政府之邀我们做了《深圳市人工智能发展战略》的调研报告。在这个过程中，我自知存在不足，每遇科技界人士，总黏着讨教学习，由此结识了不少科技界的朋友。洪小文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微软全球资深副总裁，下辖1500名科学家。他是人工智能专家，毕业于有金字招牌的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是人工智能之父约翰·麦克阿瑟的直系弟子，他本人有多项人工智能专利。我多次向他请教人工智能的发展，也就人工智能的认知能力与他有过激烈争辩。他的演讲有着科学家的底蕴，逻辑清晰，大量举证，我们和他一起在人工智能的世界里遨游了一番，真是快意！

大科学家总从简单的东西开始，他首先构建了一个智能和人工智能发展的金字塔，从简单到复杂，把智能分为计算和记忆力、感知、认知、创造力与智慧五个阶段。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越过“感知”阶段，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技术已经成熟。目前已经进入“认知”阶段，人工智能已经开始具有理解、洞察、推理、计划和决策等能力。因为认知的进化主要来自反馈闭环，而人工智能在闭环中扮演重要的分析与决策角色，所以自然语言的突破是一个飞跃。

他强调人工智能与人类智慧仍然有边界，目前人工智能主要是黑盒模式，它是基于大数据模式识别推理的，可以解决“是什么”，但不能解决“为什么”的问题。而人类认知更多是白盒推理，能够进行因果分析，还可以举一反三，在不同白盒系统间实现认知和推理。已有人工智能的发展已经产生了足够的应用，将促进人类生活的彻底数字化，从文字、数据库、交易、信息知识再到物联网、数字孪生等方面都有所体现。应对未来，企业数字化转型尤为重要，其基础是以人工智能的强大算法、海量数据以及大规模的计算三个要素组成的人工智能平台。洪小文在科学家严谨态度的基础上对人工智能未来的乐观想法，感染了我们在场的所有听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