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仲夏，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任职期满，婉拒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拉加德的数次挽留，谢绝了众多金融机构和学术机构发出的邀请，又一次打点行李登上了回国的航班，落地清华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回到我一直热爱和迷恋的学术生活，喝茶、教书、做研究、带学生，回顾历史、细究当下、探讨未来，忙得不亦乐乎。

回到北京后，之前结识的世界各国的朋友来访时总会相邀会晤。几番喝茶之余，我突然想到为什么我不请这些国际大师到清华大学给学生和教师们讲讲他们看到的世界和他们的人生经历呢？清华大学的学生历来欢迎世界的视角和对未来的展望，我则可退居其后作为主持人。想法甫一成声，就得到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和国家金融研究院的支持以及清华学子的欢迎。

我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工作时已经深切感受到了全球经济结构的变化，观察到了传统金融市场结构的裂变。回国后更体会到全球地缘政治环境的恶化，感受到科技创新的颠覆。而特别令我震动和敬畏的是变化的速度，未来正在以令人眩目的速度扑面而来，冲击全人类的生活、工作、文化与思维。世界正在悄然变化，未来已经悄然而至。我请演讲嘉宾着眼未来，并把系列讲座命名为“未来已来——全球领袖论天下”。

未来已来，终有风起青萍。

我们的第一讲从未来世界大格局开始，请了彼得·毛雷尔作为演讲嘉宾。他现任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为人和蔼，做事坚定，是我多年的朋友。他也是世界经济论坛的董事，在每次董事会期间，我都能感受到他对世界面临的冲突和人类面临的灾难的深切关切。我们的讲座就从他访问北京开始，我请他讲未来的冲突格局，他的讲座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悲悯之心，我们都非常感动。

他开宗明义，提出未来在冲突方面有五个关键趋势。第一，冲突持续的时间越来越长，并更多发生在城市中。因此，人们的需求也在转变，除了药、水、食物等，人们还需要手机、电力、互联互通等。第二，对国际法律与原则的不尊重越发普遍。平民成了被攻击的主要对象，政治交易日益肆虐，人道主义追求的平等和尊重正在消失。第三，社会短期的冲突越发受到长期结构性发展问题的影响。贫穷是社会问题的根源，一旦贫穷与暴力和冲突汇集到了一起，社会就会濒临崩溃。第四，全球、地区和地方层面的权力动态日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孤立性的冲突越来越少，每一个地方的冲突都与地区甚至全球冲突有关。第五，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带来崭新的人道主义挑战和解决方案。一切都在日益虚拟化。所有这些都在加速发生，面对未来，他发自肺腑地呼吁人类回到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的基准，反思我们的过去，构建新形式的多边主义伙伴关系。不幸的是，今天，彼得·毛雷尔当时讲到的都在我们眼前发生，我相信也将继续演化，直到全世界都能恪守国际人道主义的基准。

我认识道格拉斯·彼得森多年，他是标准普尔全球总裁兼首席执行官，待人亲和，专业细致，讲话严谨。标普长期以来评估全球、区域、国家、产业以及公司的风险，因此，道格拉斯·彼得森对风险和风险的变动有着深刻的理解，他全方位地为我们解析了全球金融风险的结构性变化，见解非常深刻。

他敏锐地指出，全球金融危机以来，标普观察的全球重要风险因子——利率、债务、地缘政治、科技创新以及气候变化等，都已经开始发生质的变化，并将对实体经济和金融市场产生重大的影响。利率是金融市场最为重要的变量， 但零利率使利率因子正在发生根本变化。金融危机以来，全球流动性泛滥，各国纷纷采取量化宽松的政策，央行资产负债表不断扩张，多国的名义利率下降至低位，很多地区甚至出现了零利率。央行总要收回流动性，全球总要进入加息周期，利率的回升将对市场造成极大的压力。债务因子也发生了变化，长期政府债务不断增高，许多国家的政府债务水平过高，与GDP的比值已经超过了100%，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利率上升，就会触发债务危机并引发社会动荡。地缘政治的因子也在变化，贸易保护主义和民粹主义逐渐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抬头，并对美国大选和英国“脱欧”产生了直接影响。未来民粹主义会进一步影响地缘政治。科技创新的因子也有所变化，世界已进入技术创新大大加快的冲击期，新技术随时可能颠覆现有商业模式、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产生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气候变化因子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长期风险。全球所有国家和公民都应该更加关注气候变化和环境变化，并将ESG（环境、社会与公司治理）因子纳入考虑问题的范围，以便更好地应对全球风险。道格拉斯·彼得森演讲那天，来了不少专业人士，大家都听得很用心，我记得会场特别安静，讲者细细剖析，听众认真严肃。他当初提出的全球风险的结构性变化是如此深刻，今天全球的金融市场正在受到这些结构性变化的冲击和影响，这些冲击和影响还将延展到未来。

吉塔·戈皮纳特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我们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共事的时间不长。在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之前，她已经是哈佛大学经济学系的新星，我多次聆听她的学术报告，也多次和她同台发言辩论。在她访问北京之际，我请她对全球经济金融格局做一个展望。这一次，经济学界的很多专业人士也赶到了清华大学。

秉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国际视野，吉塔·戈皮纳特向听众展示了一幅全景式的全球经济金融展望图。她首先指出，由于政策高度不确定，全球经济增长整体偏于下行。全球贸易普遍不振，全球范围内制造业、商品贸易、工业活动均呈疲弱态势，只有服务业和消费者情绪相对稳定。发达国家通胀率保持在低位，经济增长缓慢、动能不足。名义工资的上涨并未导致物价上升，消费者物价指数仍然很低。经济增长乏力，通胀疲软且低于央行通胀目标。在这种环境下多国央行均通过降息放松货币政策，各主要央行也下调了利率，全球金融条件变得更宽松。在发达国家实行货币宽松政策的情况下，大量资本将流入新兴市场国家和低收入国家。新兴市场国家的资本流动对全球金融周期非常敏感，尤其是外国投资者敞口更大的国家。全球金融周期波动会导致资本流入和流出波动。

她同时指出，特朗普政府挑起贸易摩擦的理论基础薄弱。美国进口商在中美贸易摩擦中承担了最大比例的损失（高达80%~90%），而且加税无助于美国改善贸易赤字。当前全球贸易呈现两个主要态势：一是贸易总量在减少——不仅中美之间贸易量在减少，全球商品贸易年均增速也在下滑；二是制造业贸易和服务业贸易出现了分化——制造业下滑迅猛，但服务业维持了此前的上升势头。汇率对贸易的影响，相对关税的影响要小得多，在全球价值链分工深化的情况下，汇率贬值会促进出口的假设已经不能成立。因此，动用货币武器来应对贸易摩擦绝非政策的明智之选。一年多过去了，吉塔·戈皮纳特担忧的经济疲软和货币宽松的格局正在继续恶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