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为存亡而战∶特朗普执政带来的严重冲击

首先，民主社会主义者对 2016 年特朗普当选始终耿耿于怀。他们认为，如果不是民主党建制派的合力围剿，桑德斯本有机会击败特朗普。而在他们眼中，带有种族主义、性别主义、富豪政治特征的候选人竟能当选美国总统，问题出在资本主义身上。因此，支持桑德斯击败特朗普便成为民主社会主义者这几年来挥之不去的执念。以费城为例，绝大多数 DSA新成员不是在桑德斯竞选期间，而是在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立即加入的，这些人由此被称为"11月9日婴儿"。

其次，特朗普的执政表现引发众怒。在特朗普执政前三年，美国经济和股市的表现呈现强劲势头，失业率一度降至历史新低，但经济面数据向好并不足以令中下阶层民众摆脱困境。多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大部分美国民众仍然认为国家处于错误的发展轨道上。特朗普常以极具煽动性和争议性的言行吸引基本盘支持，其禁穆令和涉嫌歧视女性等诸多行为激起民众抗议声浪; 放松对能源开采的限制、否认气候变化等主张激怒环保主义者;庞大的税改计划被认为是为富人和大企业量身定做的大礼包，试图废除奥巴马医保的努力更引发底层民众的强烈不满。自2020年初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美国突然暴发并快速蔓延，特朗普政府的敷衍推责与抗疫不力表现致使美国成为重灾区，普通民众生活更加艰难，击败特朗普成为民主党选民在此次大选中的最主要诉求。

再次，特朗普不遗余力地打压激发了民主社会主义运动。谋求连任的特朗普将社会主义视为打击民主党的一张王牌。2018年中期选举前，特朗普政府发布了一份名为《社会主义的机会成本》的报告。保守派积极配合发起攻击，将民主社会主义塑造为资本主义的存在性威胁，鼓吹像全民医保这样试图取代私人保险的方案，是走国家控制一切的老路。2020年2月召开的保守政治行动会议（Conservative Political Action Conference）更直接地把主题定为"美利坚对抗社会主义"（America vs socialism）。组织者称，社会主义不仅与经济有关，更直接侵犯了上帝赋予的个人尊严。特朗普及共和党的轮番攻击，坚定了民主社会主义者将特朗普拉下台的决心。

（三）为未来而战∶"千禧社会主义"的动员

民主社会主义的回归，很大程度上是"千禧一代"（Millennials）推动的结果。出生于1981—1996年间的"千禧一代"，已超过其他世代成为美国最大的选民群体，并快速崛起，成为不可忽视的新生政治力量。近年来，在桑德斯等人的推动下，"千禧一代"与社会主义结合，形成了所谓的"千禧社会主义"（Millennial Socialism）。2019年，舆观（YouGov）民调显示，在"千禧一代"中，70%表示愿意把票投给社会主义候选人; 近半数认为，美国经济体系对他们不利;22%认为，如果私有财产被废除，那么社会将会更好; 还有19%认为，《共产党宣言》比独立宣言》更能保障所有人的自由和平等。另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近半数"千禧一代"与其后的"Z世代"（1997—2013年出生的人群）倾向于生活在社会主义国家，73.2%认为政府应当提供全民医保，67.1%主张免费大学教育。年轻选民对社会主义的着迷，是经济大衰退后资本主义理想不断幻灭的反映。"千禧一代"生长于美国单极霸权的年代，但其未享受到国家强大带来的福利，反而认为自身境遇比任何世代都要糟糕。据美国 Super Money 网站对美国人口普查局的数据分析，"千禧一代"的平均收入超过其父母和祖父母在他们这个年龄时的收入。但如果算上通货膨胀因素，自1974年以来，年龄在 25—34岁之间的年轻人的收入仅增加 29美元，而35—44岁的成年人，工资增长近 2900美元，45—54岁的中年人，工资增长达到近 5400 美元。考虑到生活成本上升、学生贷款债务等因素，"千禧一代"实际上一直处于收入增长和财富积累的底层。许多人毕业后背上沉重的学生债务负担，不少人因为经济原因仍与父母同住，高额医保费用使他们看不起病，种族社会矛盾的激化更加剧了价值观对立和身份政治危机。年轻人普遍对个人和国家前景感到迷茫与焦虑，认为美国腐败、掠夺性的资本主义体系是普通人难以出人头地的罪魁祸首。

简单来说，"千禧一代"对社会主义的理解，是普遍医保、免费教育、经济适用房和应对气候变化。他们认为，上一代人建立和维护的国家治理体系已然失败，难以解决 21世纪的新问题，必须用新的体系和理念取而代之。而要推动他们期望的变革，就必须主动参与和影响政治。桑德斯和科特兹等人对阶级话语的重新唤醒，实际上是为了向"千禧一代"在内的年轻人强调，统治阶级对个人自由与富足的承诺是空中楼阁，不可能帮助他们摆脱困境。此外，美国人口结构向少数族裔倾斜的变化，也使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可以超越单一民族国家的视角，与民众的其他身份认同形成共鸣。比如，塔莱布通过非裔美国人在底特律争取民权斗争的历史，讲述了自身的巴勒斯坦血统，而科特兹则通过家庭债务问题，将母亲的出生地波多黎各与她居住的纽约布朗克斯区（The Bronx）联系起来。这种地理、种族、性别等身份标签与社会经济问题的结合，某种程度上淡化了国家认同，让民主社会主义者得以通过"政治革命"来建立暂时同盟。

三、从大选看民主社会主义的现状及前景

短期看，美国建制力量仍然强大，民主社会主义将遭遇诸多现实挑战。但在美国政坛代际更替的大趋势中，民主社会主义运动找到了新的发展动力和前景。只要资本主义的周期性矛盾没有得到有效解决，民主社会主义还将继续存在并发挥重要作用。

（一）"桑德斯效应"的某种退潮与民主社会主义的新政治难题

2020年2 月底的南卡罗来纳州初选到2020年3月初的"超级星期二"，拜登在短短四天内就实现对桑德斯的大逆转，这被普遍视为民主党建制派快速整合的产物，但桑德斯的突然败北并非源自民主党政党机器的围剿。从结果看，桑德斯的选举表现并不尽人意，不仅丢掉了2016年赢得的摇摆州和红州，在深蓝州的领先优势也大幅缩水。据布鲁金斯学会计算，桑德斯在艾奥瓦州和新罕布什尔州两个风向标的选票份额下滑超过 20%，在决定性的"超级星期二"，各州所获选票平均份额比 2016 年下降 19.4%。从选民结构上看，桑德斯承诺建立的跨代际、跨种族的胜选联盟并未出现。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年轻选民的投票率低于2016 年，所谓的"青年震荡"（youthquake）并未出现。此外，非裔选民近乎压倒性地站在拜登一边。在广袤的农村地区，桑德斯严格枪支管控、移民自由化等政策主张也疏远了白人工薪阶层。从选举面上看，桑德斯的"政治革命"运动似乎有所退潮。

桑德斯初选戛然而止，原因在于没有把握好美国政治新现实与旧矛盾之间的平衡。桑德斯认为，"99% 对 1%"的阶级斗争纲领放之四海而皆准，继续举着反体制、反精英的大旗，将对资本主义的控诉集中于经济上的不平等，利用美国社会中越拉越大的垂直社会差距，用向富人阶层征收的高赋税，为普罗大众提供全面的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等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让幼有所教，老有所养，居有定所，人人有其业。这一幅激进而美好的社会图景，是民主社会主义者给劳苦大众画的大饼。但过去几年里，美国形势发生了微妙变化∶ 一是特朗普的上台在民主党内成为激化种族矛盾的最大源头，二是疫情前美国经济的增长保持强劲势头，民众收入也有所上升，选民对特朗普经济政策的支持率超过其本人。进入2020年大选周期，民众更看重的是如何击败特朗普，恢复美国认同与文化的价值正义。退一步说，特朗普现象的根源在于深层次的文化和种族冲突，而非民众对经济状况的不满。桑德斯在内的民主社会主义者，似乎还沉浸在阶级不平等的加剧必然会带来"政治革命"的想象之中。但伴随着文化的变迁，西方社会出现新的社会分化和政治议题，也出现了当代美国民粹主义价值观锚定的文化上的弱势群体，这些人是传统社会中的各种边缘群体。因此，越来越多的人不再按经济地位投票，而是按其价值观投票。这与西方发达工业社会从"物质主义价值观"向"后物质主义价值观"转变的趋势相一致。这种价值观是包含种族、宗教、性别等内容的文化多元主义，不太容易被团结到统一的"工人阶级"标签之下。美国学者做的调查显示，在提升非裔选民投票率上，突出特朗普对种族进步的威胁比打阶级牌更为有效。

从具体策略上说，民主社会主义往往以对抗冲突的一面示人，未试图争取主流民主党人的同情与支持，因此他们难以被主流接受。科特兹对此进行反思，认为冲突并非唯一手段，候选人并不需要在阶级优先政治和解决种族不平等之间做出选择。桑德斯的失利也表明，以阶级牌为核心的民主社会主义选战策略可能还未迎来最适合其生长的时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