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人民币快速走强的形势下，对于美元前景以及人民币汇率走势，中外论者的观点出现了明显的反差。当美国学者及国外投资者普遍看衰美元，甚至一些学者和机构已经直白地讨论“后美元时代”来临的时候，国内不少论者仍然对美元是否进入贬值周期小心翼翼地下不了定论，对人民币升值也大多持谨慎态度。主流的观点是人民币汇率弹性上升，保持双向波动。央行也于10月10日出台措施，将远期售汇业务的外汇风险准备金率由 20%下调为 0，降低企业购汇成本，增加企业购汇需求，以稳定人民币汇率。

美元指数走势

央行强调，坚持市场化方向，增强汇率弹性，优化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浮动汇率制改革以来，市场化的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经受住了多轮外部冲击考验，包括最近中美贸易摩擦和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考验，也促进了我国经济内部均衡和外部均衡。笔者认为，在西方货币大放水的背景下，中国经济长期向好并迈向高质量发展，人民币长期注定要升值。要破除固有思维，顺应历史大势和市场趋势，在市场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形势下，应该放心允许人民币升值。

长期以来，中国理论界似乎存在人民币升值的“恐惧症”。其背后的担心，是一个根深蒂固的理论观点，即人民币升值，对出口造成压力，影响出口竞争力。这种观点影响极为广泛。升值不利于出口，是西方经济学中一个理论推论，它基于很多假设条件，但在现实中却缺乏实证的依据。价格仅仅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一个因素，它还由产品的可替代性、技术的可复制性以及市场的充分性等诸多因素综合决定。

从历史经验看，回顾人民币汇改历程，人民币升值削弱出口的情形并未发生。其一，2005年我国启动人民币向浮动汇率改革，从2005年到全球金融危机之前的2007年，人民币对美元累计升值20％，但中国出口增速年均达到23％，是中国出口增速最快的一段时期。与此同时，中国出口产品从简单加工不断转向深加工，出口附加值有所提高，产业链条也有所拉长，这说明中国出口并未受到汇率升值影响，而出口企业也随汇率升值而不断提高应变能力。

其二，在2008－2009年金融危机期间，国际需求下降，为减少对出口的冲击，我国采取了包括提高出口退税率等一揽子鼓励出口的系列措施，以减少企业出口成本。但出口企业因此而降低的成本很快转化为出口价格的普遍降低，中国企业本身并未得到相应好处。但即使出口价格下降，2008我国出口增速依然下降，2009更经历了出口负增长。这说明出口价格下降并不一定能够增加出口，提高出口竞争力。全球经济危机下外部需求下降是2009年中国出口下降的主要原因。

最新的例证是，美国从2018年3月对中国开打贸易战，加征关税增加了中国出口美国产品的价格（其效应与汇率升值对价格的影响等同），虽然中国对美国出口出现了一定下降，但2018、2019中国出口仍然保持了9.9%和5%的增长，2019年贸易顺差达到2.92万亿元，扩大25.4%。而2020年中国仍然回到美国第一贸易伙伴地位，对美出口继续增长。加征关税提高的成本，大部分由美国消费者承担，说明中国出口产品具有一定的不可替代性。因此，价格不是决定出口竞争力的主要因素，人民币汇率上升对中国出口的影响有限，对此我们应该有足够的信心。

还有一个被理论界长期误读的例子是美日“广场协议”，认为20世纪80年代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是导致日本长期经济停滞和“失去的20年”的原因，并以此作为警惕和反对汇率升值的依据。这其实是一个影响深远的理论讹误。实际上1985年德、法、英国和日本一样都签署了广场协议，都经历了大幅的快速升值。1985到1987年日元对美元汇率最大升值99.78％，同期德国马克升值了101.27%，法郎最大升值了100.55%，英镑升值了66.98%。而德法英三国并未出现泡沫经济，也未发生“失去的20年”，可见日本出现泡沫经济并非源自汇率的快速升值，而是有其经济结构、人口结构、经济政策等方面的其他原因。同时也很难解释，在广场协议前的1970年代，日元同样经历了大幅升值，累计升值117%，而日本出口稳定增长，经济增速在短暂触底后强劲反弹至超过5%。1985年广场协议后，日本GDP增速反而在1988年达到6.79%的历史峰值，同时整个80年代日本出口一直保持增长，并实现了翻番。理由很简单，由于汇率的快速升值，出口价格的提升使得单位货品的价值也提高了。日本出现泡沫经济主要还是日本扩张性的经济政策造成的。由于日本政府认为升值将打击日本的出口，对国内经济产生紧缩效应，因此日本在日元大幅升值后，采取了持续的扩张性货币政策，特别是超低利率政策，货币供应猛增，大量资金流入股市和房地产市场，导致了泡沫经济。

世界经济发展的历史证明，决定出口竞争力的最主要因素是技术进步和劳动生产率的提升。中国经济已经走过了靠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和价格竞争的初级阶段，正在向以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作为核心竞争力的高质量发展挺进。廉价不应继续成为中国制造的标签，也不应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方向。

人民币升值后，一些低端制造产品出口企业可能会被淘汰，这也有利于促使企业加快寻求技术升级，实现由低价取胜转向依靠质量、技术取胜，从而提升中国制造的附加值、品牌和竞争力，提高出口商品价格，实现更大出口收益。依托我国拥有的世界独一无二的最完整的工业体系，不断提升的科技水平，成熟的产业链配套，高效的产业集群，生产的规模化效应，即使出口价格因汇率提高而有所上升，中国出口也依然具有竞争优势，人民币稳定升值对中国出口不会产生大的影响。

人民币升值符合“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需要

中国发展已经走到一个新的历史关头，要有充分的自信和勇气，摆脱固有思维和西方理论教条的束缚，独立开创崭新的发展理论，开辟符合中国经济特点和长远利益的发展道路。

在当前国际竞争和世界新变局下，人民币主动、有序地升值，有助于改善中国的对外贸易结构，扩大进口，稳定出口，提高对外贸易的效益；有助于促进发展方式转变，更好把握扩大内需这个战略基点，满足人民日益提高的对美好生活的需求，增进人民福利；有助于加快中国科技进步和自主创新，实现高质量发展；有利于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新发展格局。

改革开放初期，中国通过以优惠条件吸引外资，依托劳动力成本优势，开展一般商品贸易、加工贸易、三来一补等，政府制定鼓励出口的优惠政策，开启了一条出口导向型的经济发展道路，并取得了很大成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贸组织，融入世界经济大循环。在这一阶段，我国经济主要靠出口拉动，出口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占比在2006年达到最高，为35.4%，而我国经济外贸依存度也达到历史最高的67%。我国进出口长期保持高额顺差，也由此带来我国经济内部失衡和外部失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