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和美国曾试图阻止，理由是刘易斯“不太同情世界银行”（Tignor，2006，第147页）。也有人担心，如英国政府官员斯奈林（A. W. Snelling）就表示，“刘易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是一个温和派”（Tignor，2006，第148页）。

刘易斯的任期一开始非常顺利，恩克鲁玛本人对刘易斯带领加纳经济腾飞的前景感到非常兴奋。上任后，刘易斯投入工作，特别是与“第二个五年计划”有关的工作，得到了政府其他人的广泛支持。但很快，刘易斯关于什么是好的经济学的观点与恩克鲁玛对政治约束的坚持之间产生了冲突。对于是否应该对被衣壳甲虫袭击的可可树进行喷洒（请原谅我忘记了是谁站在哪一边）等看似微小的意见分歧，掩饰了更深层次的冲突，即专业经济学家对好的经济学的坚持和政治家对政治上好的东西的固执。

刘易斯于1958年底离任，他的口袋里装着恩克鲁玛的来信，这封信言辞亲切，但也承认他们不可能一起工作：“您提供给我的建议，尽管听起来可能是合理的，但基本上是从经济角度考虑的，而且我已经多次告诉您，由于我是政治家，所以我不能总是听从这些建议。我必须要博一下未来。” 

06 利益和思想　

在我从学术界转到印度政府工作几个月后，一位记者问我从这个转变中学到了什么？对于这样的问题，我有一个特别的答案。读者可能会想起凯恩斯对思想力量的观察，他在结语中写道：“我确信，和思想的逐渐侵蚀相比，既得利益的力量被过分夸大了。”

作为一名学者，我喜欢观察，但不相信观察，所以我将凯恩斯的观点视为一个教授的自言自语。直到我加入印度政府，并参加了与部长和官员们没完没了的会议后，我才对凯恩斯的观点深信不疑。

思想扮演着无比重要的角色，那些从事思想工作的人负有特殊的责任。因此，我认为这次会议和这本文集不仅是一种知识上的贡献，也是世界银行这类组织应尽之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考希克·巴苏，前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