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和心理学之间的融合，更具体地说是行为经济学，已经取得了很大的进步。最近，我们在《世界发展报告》中提出了关于思想、社会和行为的问题，试图将此纳入发展政策议程（World Bank，2015a）。通过从实验室和世界各地实地观察中获取的证据，行为经济学教会了我们如何以及在何处进行干预。然而，这一学科存在着一种风险，那就是成为研究发现的记录本。我之所以称之为一种风险，是因为人们倾向于认为这些发现是一成不变的，没有意识到它们可能在社会发展的某些特定阶段是正确的，但在其他地方和其他时间可能会有所不同。
我们还需要努力将这些发现与均衡概念更有效地结合起来（Akerlof and Shiller，2015），以便我们可以利用它们获得更多的收益，并能够更好地预测一个社会随着时间流逝而发展并转变为另一个社会的可能性。在我看来，传统经济学的重大贡献之一是均衡的思想，从一般竞争均衡到纳什均衡，它有很多表现形式。我们需要做的，是将对个体的描述从狭隘的理性经济人假说，扩展到存在怪癖和非理性、并受社会规范约束的更加真实的个体，然后将均衡的概念与之结合起来。具有挑战性的是，对于大多数看似依赖于人类的非理性或遵从社会规范形成的真实个人行为，通过独具匠心的分析，有可能得到与基于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说相同的结论。最后，我们需要利用判断和直觉，来决定应该依靠什么假说。
世界银行已越来越多地涉足于这个较为困难的领域。由于全球关注领域的变化，我们对此别无选择。这自然引出了狭隘的经济学范围之外的另一个相关领域，即制度和治理。我们目前正在研究的《世界发展报告：治理与法律》承担了这一艰巨的任务。控制腐败是政策制定的一个重要领域，也是决策者面临的一项重大任务。传统经济学对腐败行为的界定，与是否购买苹果一样，都是一种狭隘的成本收益分析（Bardhan，1997；Mishra，2006）。我们在控制腐败方面如此失败，这并不奇怪。为了理解这一现象，引入心理学和政治制度是很重要的。发展政策不能仅仅建立在经济学的基础之上。
最后，我们在气候变化与发展的关系这个领域存在着知识差距，当然，差距也没有保守派评论家所说的那么大。如果我们按照目前的发展方式进行下去，那将是一场走向灾难的旅程。这是不幸的，正如托马斯·马尔萨斯、大卫·李嘉图、克努特·维克塞尔和其他人的著作证明的那样。尽管我们在行动和政策方面迟滞不前，但人们很早就意识到了环境资源和经济发展之间的联系。近年来，一些学者特别是斯特恩（Stern，2007，2015）强调了这方面的重要性。现在，随着2015年《巴黎协定》的签署，我们拥有了一个平台，可以将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与实际行动联系起来。但这并不容易，因为它需要一些跨国协调。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参与很大程度上应该被视为共同繁荣的一部分，因为它涉及资源和福利的代际分享。
04 金钱与有影响力的人
上一节我们讨论了在知识方面的一些不足。而另一个不足则是在货币政策领域。虽然经济学在一些实际领域取得了重大突破，例如如何设计拍卖机制以及如何对部门内部的供求进行微观管理，但它对宏观经济（尤其是货币政策干预）影响的理解还处在比较初级的阶段。的确，我们已经学会了应对恶性通胀，我们不希望再出现类似1946年匈牙利和1923年德国那种失控的通胀，至少在拥有成熟中央银行的发达经济体中不会出现。但是，尽管各国政府和中央银行尽其所能采取了种种政策，但始于2008年的全球金融和增长危机仍在发酵。显然，我们对宏观经济政策的影响以及金融与真实世界之间联系的理解还存在着很大差距。这是我在2009—2012年担任印度政策制定者将近三年的过程中学到的。尽管我不负责货币政策，但在这段时间里我们清楚地看到，许多干预措施都是模仿发达经济体央行采取的政策，而没有考虑到它们的不同背景。
造成这种缺陷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功能和作用的理解，不如对瓦尔拉斯一般均衡体系中实际商品和服务的理解那样深刻。一般均衡中的货币曾是20世纪80年代一个大型研究议程的一部分，但至今仍未完成。其中一个原因在于，从数学上讲这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但是，我们绝不能因此而放弃它。在急于应对迫在眉睫的问题时，这些深刻的问题通常会被置于次要位置。但是，当全世界都在努力应对经济放缓的时候，负利率的广泛使用似乎并不奏效，事实上还产生了负面的反弹，没有哪个国家能够从中单独突围。对经济学家来说，继续开展一些基础研究是很重要的。如果说从杰文斯、瓦尔拉斯到阿罗和德布鲁，构建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大约历时75年，而均衡中关于货币的研究则是从20世纪七八十年代才正式开始的，我们没有理由因为它难以解决而放弃它。
要了解金钱神秘的本质，我们可以看看一个非常不同的问题——影响力兜售者（peddlers of influence）的力量。随着美国总统大选的临近，出现了很多关于游说、以权谋私和腐败的文章。我记得年轻时在印度曾谈到过“有影响力的人”。那时我对某个人感到很困惑，想知道他为什么那么有钱。他没有特殊的技能，也没有资源。他只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我姑且叫他M）。在那个时候，要想安装电话得等上6年。如果你急需什么，你可以试着打电话给M，请求他的帮助。他会给政府的相关人员打电话，通常能帮上忙。如果有人想把孩子送进一所好学校，也可以问M，如果M同意，他可以要求校长破例收下这个孩子。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他在做什么，我把他作为一个有影响力的人的典范写了出来（Basu，1986）。M对他促成的事情在心里有本账。如果i需要从j那里获得某个东西，i可以通过M问j，然后，j会帮忙。这不是因为j照顾i或曾期望过需要i的特别帮忙，而是因为j知道有一天他将需要k的帮助，并且需要M向k提出请求。没有人愿意冒犯M，因为M是一个“有记忆的票据交易所”。这就是M成为有影响力的人的原因。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影响力的人就像金钱或区块链。它是信息的记录，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每个人都认为它会起作用。
这种描述甚至模型都很简单，但将其纳入完整的一般均衡模型是极其困难的。它仍是一个有待研究的领域，这极大地妨碍了政策制定者，迫使他们依赖直觉和猜测，希望未来不再如此。
05 政治和经济学
在讨论发展政策时，我一直在强调经济理论和实证经济学的作用，简言之，就是要花力气开展专业、科学的分析。很多发展中经济体做不到这一点，从而难以摆脱困境。但是，将科学分析与政治现实相结合并不总是那么容易。也许是因为我突然从学术界转到政策制定领域，所以我不得不关注一个人与政治以及政治家打交道的重要性。2009年底，当我从康奈尔大学转入印度政府工作时，我很快意识到了来自理论经济学的对策与政治约束之间的潜在冲突。人们很快就会明白，当一个政客对经济学家说“你太擅长理论了”，这意味着强烈的批评。
我曾谈及我履职时与总理及其顾问会面的首次会议（Basu，2015），当时我们讨论了如何控制已经两位数上涨的食品价格。我详细谈到了改变印度储备粮的投放方式，以最大程度地平抑粮食价格。我基本上是从古诺均衡的逻辑中吸取了一些政策教训。我很高兴建议最终被采纳了。现在看来，这既得益于古诺的出色理论，也要归功于我没有说出“古诺”或“均衡”这两个词。
从阿瑟·刘易斯担任加纳政府首席经济顾问的经历中，人们不难看到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理念与政治约束之间的结合点。他是受该国第一任总理兼总统克瓦米·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之邀担任这一职务的。
和女王跳舞的恩克鲁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