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得益于人类学家的热情与工作，我们对遥远地区人们的生活动机和目标有所了解，这些都是很难仅仅依靠数据和统计来学习和理解的。与研究主体生活在一起，获得直观的认识往往是必要的。这方面的知识既有益处，也有弊端：它能够帮助生活在遥远地方和传统社会的穷人，也可以成为剥削人民、推行帝国主义和殖民控制的工具。但无论如何，这些知识都是有用的。

这方面知识的不足可能会形成一个很大的障碍。以恐怖主义为例。由于深入恐怖组织存在着种种危险，我们缺乏类似人类学家对偏远社会所做的那种研究，导致我们对相关领域知之甚少。

最后提醒一句。从古希腊哲学家皮洛到大卫·休谟再到伯特兰·罗素，这些怀疑论者都是正确的。事实和推理都不能让你找到可执行的最优政策，因为无论因果关系是否存在，都永远无法得到证明。最终还是旁观者清。对我来说，最发人深省的一次观察来自尼泊尔的一个部落。《国家地理》杂志的著名摄影师埃里克·瓦利（Eric Valli）看到部落居民爬到高高的树上采集蜂蜜，就问他们是否从来没有从树上掉下来过。他得到的回答是：“是的，当你的生命结束时，你才会倒下。” 

尼泊尔人的传统采蜜

鉴于因果关系难以发现，对于好的政策而言，仅仅掌握事实是不够的，不足以将它们与理论结合起来。我坚信我们还需要另外的要素：直觉判断力以及我在别处称为“理性直觉”(reasoned intuition)的东西(Basu，2014)。

研究者拒绝承认这一点，但事实上我们无法逃避直觉的使用，而且我们在生活中获得的所谓“知识”大部分是偶然发生的，主要是通过直觉判断力。坚持认为所有知识都必须植根于科学方法（例如受控制的实验）是错误的。如果有人驻足思考，一个孩子通过非科学的方法能学到多少东西，那数量可是相当惊人的。

至于为什么这种通过直觉和直觉判断力获得的知识可能具有价值，我们必须承认直觉是进化而来的。它们通过自然选择幸存下来，因此它们的力量绝不会被轻易抛弃。进化塑造了我们在经济生活中看到的很多东西，这一点得到了广泛承认。尽管在很早以前，梅纳德·史密斯和普赖斯就为进化论和经济学之间的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Maynard Smith and Price，1973；Weibull，1995），我们对这方面的理解却仍然不够深入。在这本会议论文集中，有关于道德和其他行为及其起源的理论尝试（另见Alger and Weibull，2013）。但有争议的是，还有许多其他领域也适用于此。普通人获取知识的方式可能不符合科学标准的检验，但对此不能立即予以摒弃。与此同时，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偶然的经验主义会导致迷信，我们必须加以防范。我曾（2014）在其他地方论证过，我们需要的是“理性直觉”，也就是说，通过推理来验证直觉的使用。这不是万无一失的方法，但已经是我们能做的最好方法了。

数据、理论和直觉是人类知识与进步的三个要素。但是，即使具备了这三点，怀疑论仍然是思想者思维方式的一部分，正如历代的哲学家以及凯恩斯在《通论》第12章提醒我们的那样。科学家对迷信大加抨击，却不质疑科学知识，他们其实面临着双重标准的问题。他们没有认识到，当涉及未来的确定性时，科学智慧与许多其他形式的知识一样，是可以被质疑的。

03 知识与告诫 

随着我们进入未知领域，我们开始努力应对世界经济问题，最近的问题包括英国公投退出欧盟。此外，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尤其是石油价格的下跌，给大宗商品出口国和在该领域投资的公司造成了很大压力。人们质疑经济学学科的完善程度。然而，首先要认识到的，不是经济学家误读或低估了这场危机，而是这场危机表明，我们对经济还有很多不了解的地方。

对未知的领域知之甚少，可以说是任何学科都存在的缺点。以医学为例。由于我们对人体和大脑的认知仍很有限，当我们出现健康问题去看医生时，绝大多数情况下医生给出的正确答案应该是“我不知道”。然而我们很少听到这样的话。医生几乎总是能够告诉你，你身体的哪个部位出了问题。需要提醒你的是，当医生说他们知道你得了什么病时，他们其实并不知道。即使远在现代医学诞生之前的18世纪，医生也很少会说他们不知道病人的病症。这是因为，18世纪的医生和现在的医生都意识不到，他们其实对此了解得并不多。经济学家也是如此。

阻碍发展政策的黑暗领域之一是我们无法将微观和宏观联系起来。假设一个政府对1000个村庄进行某种干预X，可以是有条件的现金转移、创造就业项目或是提供肥料补贴。我们应该如何评价这个项目在消除贫困方面是否成功？通常，我们通过收集这些村庄中人们福利方面的数据进行评估。如果我们很挑剔，可以使用各种控制方法，包括适当的随机分组。假设通过这样的研究，我们发现通过实施X，村庄的贫困程度确实下降了。这是否意味着X是一个好的干预措施呢?不一定。假设某村庄的干预X有以下效果：它使食品价格略有上涨，工资上涨幅度更大。这确实会降低该村庄的贫困程度。但是，由于食品价格上涨通常会波及整个经济，这种干预可能意味着其他村庄的贫困率将上升，这些村庄只会感受到食品价格的全面上涨，但工资的改变却微不足道。因此，虽然实施干预措施的村庄贫困率会有所下降，但干预措施在全国范围内的效果完全有可能不会对贫困产生影响，甚至会加剧贫困。

人们对微观干预和宏观影响之间的联系了解得还不够。如果我们想成功地消除全国乃至全球的贫困和不平等，我们就需要在这类研究上投入更多。

还有其他的微观理论领域，比如金融学和人类行为的心理学基础。在这些领域，经济学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在金融领域，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不存在理想的监管。这是因为金融产品可以进行无止境的创新。银行和金融机构会不断开发出新产品，就像医药行业不断发明新药一样。对于每一次这样的金融创新，我们可能都需要对监管制度进行调整，使之更加完善。因此，在这一领域中，我们必须摒弃“最优监管”这种具有静态含义的说法，并做好准备，让监管机构变得灵活，随时准备进行创新。正如新行为经济学文献中反复指出的那样，人们在购买金融产品时往往并不理性，而是屈从于情绪、双曲贴现和框架幻觉（framing delusions），这使得情况变得复杂。

一种可能性是，考虑将某些金融产品贴上“处方药”的标签，并创造一个类似于“金融医生”的角色，在人们购买金融产品之前必须签字认可。例如，我们可以决定批准大额尾付抵押贷款（balloon mortgage），但在某人获得贷款之前，必须让一个“金融医生”签字确认此人是否有足够的偿债能力。这不能通过机械地遵循医学实践来实现，但我们有理由认真考虑一下这样的架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