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经济增长的推动下，美国军事实力不仅得到了进一步增强，而且显著拉大了与世界其他国家的差距。仅就军费开支而论，美国始终高居全球榜首，且连年保持较大幅度的增长，以维持美军的全球存在和战争能力。例如在1992年，美国军费开支便已高达3250亿美元，2003年突破4千亿美元( 4405亿美元) ，2008年突破6千亿美元( 6568亿美元)，2011年更是高达7523亿美元之巨，达到历史峰值。在巨额军费的支撑下，美国以F－22 隐形战斗机、B－2隐形战略轰炸机、尼米兹级核动力航空母舰、俄亥俄级弹道导弹核潜艇为代表的主战装备的先进性更是远超他国，普遍拥有显著的“代差”优势。加之美军在作战理念、指挥体系、实战经验、人员素质等方面所享有的优势，更是令全球所有国家难以望其项背。

面对冷战结束后险峻的国际环境，中国对外奉行“韬光养晦”政策，对内则矢志不移地聚焦于经济发展，稳步缩小着与美国的经济差距。1992年，中国GDP总量仅为4269亿美元，1998年首次突破1万亿美元(1．03万亿)，2010年则跃升至6．1万亿美元，首次超越日本，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虽然中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成就，但是不容否认的是，中国与美国的经济差距依然相当明显。例如在1992年，中国的GDP总量仅为美国的6．5%。而在2001年小布什入主白宫之际，中国GDP仅为美国的12．6%。即便是在奥巴马2009年上台执政时，美国因饱受金融危机的冲击，经济总量不增反减，但依然高达14．4万亿美元，而中国的GDP仅为美国的35．4%，远不足以撼动美国“一超独霸”的地位。

在军事领域，中美之间的差距则更加悬殊。自1980年代起，中国国防建设便以“服从经济建设”为指导思想。随着冷战的结束，由于来自北方边境的安全压力迅速减弱，也使得中国军费开支增长极为缓慢。例如自1978年至1985年，中国国防经费从168亿元增长至 192 亿元人民币，平均年增长率仅为1．78%。与之相应，中国与美国军费开支的差距更是逐年拉大。例如在冷战刚刚 结束的 1992 年，中国军费开支约为124亿美元，仅为美国军费的4%。小布什上任之际的2001年，美国军费开支为3，318亿美元，中国军费开支约278亿美元，为美国的8．38%。奥巴马上任之际的2009年，美国军费开支为7059亿美元，中国为1056亿美元，也仅为美国的14．96%。如果考虑到中国装备普遍老旧，技术含量较低，陆军占比过高，海空军力量羸弱等因素，中美军事实力的对比更加不容乐观。苏联的解体成就了美国的单极霸权，而长久维持美国霸权也成为冷战后美国历届政府的根本目标。凭借其强大的综合国力，美国甚至动辄以单边武力手段在全球推行其霸权政策，包括克林顿政府1994年9月出兵海地，1999 年 3 月发动科索沃战争肢解南斯拉夫联盟，小布什政府2001年10月发动阿富汗战争，2003年3月入侵伊拉克，奥巴马政府2011年参与轰炸利比亚等，不一而足。对于中美关系而言，美国则自认综合实力远超中国，因此无需在台湾问题等议题领域继续“迁就”中国，而且将中国视为“和平演变”战略的主要目标，试图通过“以压促变”，使中国成为“第二个苏联”。为此，美国“重启”台湾这枚地缘战略棋子，开始在台湾问题上频频制造事端，包括不断提升美台“实质性关系”，加强对台军售的力度，支持台湾拓展“国际空间”，默许甚至支持“台独”势力的壮大，纵容和鼓励台湾当局“拒统求独”的图谋，如此种种，使得中美关系屡屡遭到严重冲击。

例如1994年9月，克林顿政府发布美国对台政策评估报告，大幅放宽对双方高层官员互访的限制，包括允许台高层官员“过境”美国，允许主管经济及技术事务的副国务卿及以下官员与台湾代表在官署以外地点会晤等等，实质性推动美台走向“准官方的双边关系”。1995 年 5 月，克林顿政府更是不顾中方的强烈反对，允许李登辉访美，直接引爆了第三次台海危机。1996年3月，台湾当局举行所谓的首次“总统直选”，大陆在福建沿海举行导弹发射以及陆海空三军联合演习，以震慑“台独”势力，而克林顿政府则派出以独立号和尼米兹号为首的两个航空母舰战斗群抵近台海，同时命令驻日美军进入24 小时战备状态，公然进行武力恫吓。

在奉行新保守主义的小布什于2001年上台执政后，更是加速全球战略扩张的步伐，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塑造世界，巩固美国的“单极霸权”。基于对中国崛起的疑虑和戒心，小布什政府在竞选期间便公开将中国视为“战略竞争者”，试图从军事、政治、外交等多个领域加大对中国的围堵，而通过强力扶持台湾当局在地缘战略上制衡中国，自然成为其不二之选。例如在2001年4月24日，小布什政府宣布将对台出售包括 P－3C 反潜机、基德级驱逐舰和柴油动力潜艇等在内的先进武器装备。4月25日，小布什又公然声称，如果北京攻击台湾，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协防台湾”。2001年5月，陈水扁“出访”中南美洲五国，美国为其“过境”提供了前所未有的“礼遇”。虽然陈水扁在其当政期间不断推动“法理台独”进程令美国十分不满，甚至导致中美“共管台独”现象的出现，但是小布什政府依然采取了一系列行动，包括在提供武器和防卫服务时给予台湾方面“非北约主要盟国”的地位，协助台湾当局开展所谓“务实外交”，试图将台湾地区纳入战区导弹防御体系等，以支持台湾当局对抗大陆的统一诉求。

在奥巴马就任总统后，虽然两岸紧张局势已然得到显著缓解，但是美国并未改变其“以台制陆”的战略。例如2010年1月，奥巴马政府宣布向台湾出售64亿美元的武器装备，包括黑鹰直升机、爱国者－3反导系统等，在军售金额上创下了近十年来历史新高。时隔仅一年，奥巴马政府又宣布协助台湾将 140 余架 F－16 A/B 型战斗机升级为 F－16 V 型战机，合同金额高达 58．5 亿美元。此外，美国也一直在积极加强美台在安全、军事、经济等各个领域的合作。所幸由于马英九当政后 不愿将台湾绑在美国“亚太再平衡”的战车上围堵大陆，使得美国打“台湾牌”的效果大打折扣。加之奥巴马政府在推动美国经济复苏、共同打击恐怖主义威胁、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等议题领域亟需中国的合作，也导致其未在台湾问题上做出过分挑衅之举。

总体而言，自1992至2012年间，可谓是美国“单极霸权”最为鼎盛的时期，中美关系也因美国推行霸权主义政策而紧张不断。尤其是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显然试图在地缘战略上“重启”台湾这一冷战期间的“战略弃子”，转而以之为“战略棋子”来牵制和影响中国大陆。与冷战时期相比，美国自恃国力远超中国，因此在打“台湾牌”的过程中也更加有恃无恐，包括在一个中国政策立场上不断倒退，姑息和纵容岛内“台独”势力的发展，使得中美在台海的交锋和博弈日趋激烈，也令中美关系一再遭到严重损害。

“战略高危资产”: 中美权力消长格局下台湾的 战略角色( 2013 年至今)

伴随着国际风云的变幻，国际权力格局于 2012 年左右进入一个日益明显的调整期。以美国为 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群体因经济衰退、难民危机、叙利亚危机、乌克兰危机、英国“脱欧”等问题的连 续冲击，在国际体系中的优势地位受到不同程度的削弱。而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群体则不断 崛起，对国际事务的影响力也日益扩大。尤其是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美两国实力对比开始出现结构性的变化，致使全球权力格局的新一轮演变也随之显露端倪。

首先以美国而论，在奥巴马第二任期内，由于2008年金融危机的阴霾始终挥之不去，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久拖不决，令美国政府债台高筑，国内失业率居高不下，加之两党恶斗导致政治“极化”现象加剧，政府治理“失灵”，更是令美国经济复苏乏力。例如 2013 年美国经济增速仅为 1．9%，2014年和2015 年虽略有提升，但是在 2016年又进一步下滑至 1．5%的最低点，历年平均增速只有2%左右。另以美国 GDP 在全球经济总量中的比重来衡量，2001 年美国 GDP 占全球经济总量曾一度高达 31．84%，可谓美国经济实力的巅峰时刻，但是时至 2012年却已大幅下降至仅有21．58%，几乎是冷战结束后的最低谷。一系列经济问题导致美国国内矛盾日益激化，民粹主义大行其道，最终将宣扬“美国优先”的唐纳德·特朗普送入白宫。但是特朗普上任后采取的大规模减税、推动制造业回流、驱逐非法移民等政策举措，却并未取得预期的经济成效，反而导致党派斗争、 族群矛盾、利益分配冲突进一步凸显。更有甚者，特朗普为了实现“美国优先”的目标，不顾国际社会反对悍然退出巴黎气候协定、伊朗核协议、中导条约等一系列国际协定和多边机制，并挥舞保护主义大棒在全球范围内发起贸易战，其单边主义色彩浓厚且反复无常的对外政策一再重创美国国际形象和国际信誉。美国经济实力的相对衰落以及国际影响力的下滑已是不争的事实，也导致美国主导的单极体系开始出现明显松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