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第二来源会增加交易成本，但就像购买保险一样，既有净成本，也有益处。拥有备用的第二来源可以防止垄断，降低垄断势力和由此产生的垄断租金，形成更稳定、更具竞争力的世界经济，对所有消费者都有利。有了第二来源，一个国家对另一个国家的产品出口管制就失去了其用处，最后只会伤害自己国家的制造商。

但是拥有第二来源不应等同于试图实现完全自给自足。在另一个国家/地区拥有第二来源，尽管往往只是作为一种可能性而存在，在很多情况就已足够。储备库存是另一种选择，但从长远来看，这并不是一个可持续的策略。

通过适当多样化供应来源，也可以减轻关键商品进口可能受阻的潜在影响。食品、石油和金属矿石在世界范围内有广泛供应，适当多样化进口来源为避免意外供应中断提供了保障。库存是一种可行但只能临时适用的保障措施。

此外，即使中国经济继续增长，中国对铜和铁矿石等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最终也会下降。旧汽车和卡车，用过的电缆和电线中的废金属可以回收利用，并且可以替代当前进口的大部分原材料。甚至纸张和木材也可以回收利用。这将为国际循环逐步过渡到国内循环创造良好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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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禁止从美国或其他国家向中国出口诸如先进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等关键产品的禁令依然构成了严峻的挑战。这些禁令难以轻易缓解。

实际上，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伴侣号”时刻。苏联在1957年将第一颗人造卫星送入轨道，当时对于美国来说，是一个关键时刻，呼吁加快本土创新，以实现这些行业的突破。这将需要大量的资金和时间投入。中国必须在这些关键行业中自力更生。为了鼓励创新，中国还必须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在关键的核心技术中，自力更生实际上是惯例而不是例外。前苏联、法国、中国、印度、巴基斯坦和朝鲜都在没有任何外国援助的情况下在本地发展了自己的核武器能力。1964年，中国仍然非常贫穷，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低于200美元（按2019年价格计算），但中国仍得以成功开发了原子弹。如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已超过10,000美元，中国应该能够找到确保自身先进半导体和半导体制造设备供应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必要的自力更生应与完全自给自足区分开。

不仅对于中国，而且对于整个地球来说，可持续发展的另一个障碍与气候变化和全球变暖相关。在这方面，中国致力于2015年所提出的《巴黎协定》，并很有可能在商定的时间表之前履行其义务。中国也一直在积极发展太阳能和风能等可再生能源。

可持续性还可能取决于可用劳动力的供应。中国的工作年龄人口（定义为16至60岁之间）可能已进入下降阶段。但是，至少在此过程中，中国可以通过适当地推迟法定退休年龄来解决这一问题。目前法定退休年龄是女性为55岁，男性为60岁。（退休年龄标准是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确定的，当时预期寿命在60岁以下。）鉴于当今中国的预期寿命更长，将70岁作为所有人的法定退休年龄似乎是相当合理，尤其是与年满60岁提前退休的选项相结合。

当然，60岁退休的人与70岁退休的人“界定供款”养老金计划下享有的退休福利将有所不同，在60岁退休的人将减少十年的缴费时间，同时其养老金本金获取收益的时间也会缩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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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我们应该为熟悉的通过进口关税保护新兴产业的“幼稚产业”理论再增加一个扩展。

传统的“幼稚产业”论点基本上是说，一个新兴产业需要一定时期内的关税保护，以便其有机会成长并能够参与国际竞争。但是，存在另一种情况，一国被拒绝使用绝对必要的特定产品或技术，并且不能以任何价格购买该特定产品或技术。

这种情况下，该国别无选择，只能尝试自己生产。此类生产可能需要在启动阶段提供补贴，直到该产品生产成本约等于国际市场价格为止。在国内没有该产品生产的情况下，国内和国际循环都可能受到阻碍。因此，对于传统的“幼稚产业”，采取关税保护可能是合理的，而对于扩展的这种情况，补贴可能也是合理的。

结论

扩大居民消费在中国总需求的比重是当务之急。这就需要增加劳动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这进而需要提高平均工资水平。

低工资政策是中国过去所有非农业工人直接或间接由中央和地方政府雇用，工资水平由中央决定的时代的遗留。如今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不引起大规模工资通胀的情况下改变低工资政策，而这又可能导致大规模商品通胀。

然而，中国人改善生活的需求不能完全通过私人家庭消费的增加来满足。还需要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持下增加公共消费，包括环境保护和恢复，创造和维护青山绿水，提供可负担的医疗保健和老年护理，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社会保障网络。政府还必须承担起责任，支持中国本土创新能力的扩展，尤其是通过基础研究，以确保双循环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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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只要经济开放，就会不断创造“赢家”和“输家”。自由市场体系本身不会补偿输家。政府的职责是对“赢家”的收益征税，并用收益补偿“输家”。除非“输家”得到补偿，否则他们将反对经济全球化，而倾向于贸易保护主义和孤立主义。

中国在消除贫困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钦佩的成就。在过去的40年中，中国有8亿人摆脱了贫困。到今年年底，中国将没有任何一个人处于贫困线以下！因此，中国可以自豪地说，中国没有“输家”：与1978年相比，每个人都是“赢家”。减轻和消除贫困不仅可以促进收入分配公平，而且可以增加总体居民消费需求，因为低收入家庭的边际消费倾向更高。

如今中国面临的最大风险是再次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中国必须继续积极参与世界经济，贡献自己的力量，维护国际秩序。可以认真考虑与志同道合的国家相互实施三个零战略，即零关税、零非关税壁垒和零补贴，当然同时不排除“幼稚产业”的例外情况。

（刘遵义，香港中文大学蓝饶富暨蓝凯丽经济学讲座教授，斯坦福大学李国鼎经济发展荣休讲座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