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此之外，居住地对农村收入不均等的平均贡献度为9.68%，而对城镇收入不均等的平均贡献度达到14.89%，这说明区域经济发展不平衡在城镇表现更为突出。父母受教育程度、父母职业以及14岁时家庭地位这三个反映家庭背景的变量在2010—2015年波动不大，但对农村收入不均等的平均贡献度为4.28%，略高于对城镇收入不均等的平均贡献度(3.76%)。我们发现，父母受教育程度对城镇地区的影响更大，而父母职业与14岁时家庭地位对农村地区的作用更强。对此可能的解释是，城镇居民受教育程度相较于农村居民高，他们对子女的培养与教育更加重视，也愿意为子女在教育上投入更多的金钱与精力。而在农村地区，资源缺乏、信息相对闭塞，起作用的反而是家庭在当地的威望，往往在当地有权势的家庭和子女能够享有更多的机会与资源。

五、结论及建议

机会不均等会使人产生被剥夺感，并可能带来社会甚至政治稳定问题。本文运用CGSS数据和基于回归方程的贫富差距分解方法，将全国、城镇和农村收入差距分解为环境因素导致的机会不均等、努力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均等以及运气和未知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均等，研究结果如下。(1)2010—2015年，不论是全国还是城镇、农村的机会不均等均经历了先上升后下降的过程，但出生时户籍因素的贡献度有上升趋势。(2)考虑党员身份、迁移两个努力变量以及环境变量与努力变量交互效应之后，我国机会不均等2010年为24.39%，2012年为28.04%，2013年达到35.72%，2015年下降至30.56%，而如果不考虑这些因素，我国的机会不均等将至少被高估8个百分点;居住地、性别、出生时户籍共同构成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影响要素。(3)农村机会不均等分别为25.85%(2010年)、34.71%(2012年)、36.76%(2013年)和35.90%(2015年)，城镇机会不均等分别为22.40%(2010年)、24.51%(2012年)、29.79%(2013年)和23.33%(2015年)，二者平均相差约8个百分点。这主要是因为农村地区年龄与性别因素导致的收入不均等过大。

我们的研究结果有以下三点政策含义。(1)推进区域协调发展、培育中西部地区经济新增长极对降低机会不均等非常重要。从分解结果来看，居住地是导致机会不均等的最重要原因。东部与中西部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基础设施建设、营商环境等方面存在较大差距，使得人们面临的就业、教育环境有重大差别。因此，要积极发挥地区比较优势，推动中西部地区经济跨越式发展。(2)根据我们的研究结果，性别既是导致全国也是导致农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因素，如果能够消除性别歧视，全国收入不均等能下降4个百分点以上，农村收入不均等将下降约7个百分点。而以年龄表征的工作资历是农村机会不均等的重要来源，消除年龄歧视，农村收入不均等能至少下降6个百分点。所以，建立劳动力市场公平的竞争机制，消除性别与年龄歧视，尤其是关注经济落后地区农村女性劳动力的就业十分迫切。建议加强平等就业权保障的执法建设，以及农村劳动力的权益保护。另外，政府应联合企业、高等院校加大对非技能劳动力，尤其是女性劳动力的培训与教育投入，提升女性劳动力的整体就业能力。(3)本文研究发现，出生时户籍不仅是导致机会不均等的主要因素之一，而且其贡献度呈现上升趋势。所以，加快户籍制度改革，推动已在城镇就业的农业转移人口落户尤为迫切。2019年3月31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其中就指出要在不同人口规模的城市实行差异化的落户政策，这对降低全社会机会不均等的作用不容低估。（注释略）

（汪晨，上海财经大学财经研究所副教授;张彤进，天津商业大学经济学院讲师;万广华，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及全球治理研究院经贸与区域经济合作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