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庭特征变量中，房产数量越多越幸福，这与中国人看重房产有很大关系，而且住房可以通过缓解流动性约束、降低预防性储蓄这两个机制影响人们的生活质量（李涛等，2011）[5]。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对于幸福感提升有明显的积极作用，估计系数达到0.21，成为影响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非常重要的解释变量。因为家庭关系是人最密切的社会关系，来自家庭成员的支持与分享至关重要。家庭规模对农村居民幸福感并没有显著的影响。虽然在农村地区一直流行着“多子多福，养儿防老”的说法，但随着现代生活节奏的加快，子女越多，供子女上学、结婚生子的开销越大，生存压力就越大。这与崔红志（2015）的研究结论一致[1]。

宏观经济变量中，环境满意度越低，个体越不幸福。尤其是在农村，工业垃圾比城市更为严重，恶劣环境对人们的影响更为严重的。通货膨胀与农民主观幸福感没有明显的相关关系，这可能与农村地区通货膨胀率不高有关。

（二）农村男性与女性的主观幸福感决定因素

对样本进行男女分组，探究农村地区男性与女性的幸福函数。结果汇报在表3。党员身份对女性幸福感的影响远远高于男性。这与鲁元平等（2016）的结论一致：即党员身份的幸福效应存在异质性，尤其在党员比重较低的群体中，党员身份呈现出更明显的幸福效应[1]。在我国农村，中共党员的比例本来就低，女性党员更少。观察CGSS样本数据也会发现，3533个女性样本中，中共党员占比仅为2.1%，而全部党员中女性党员仅占14%，这就愈发凸显出党员的身份价值，因而能够为其带来更多的政治资源和个人发展机会，也就更幸福。

结果显示，绝对收入对农村女性同样有积极作用，只是影响小于男性。绝对收入水平提高1%，女性幸福感提升约4.5%，而男性幸福感提升约8.9%。并且，社会地位的提升对男性的积极影响也更大。农村男性要比女性更在意财富的积累以及社会地位的提升。一方面，这可能与男性承担养家的责任有关，另一方面，社会地位与财富能够给男性带来更多的自信以及社会认同。

此外，有配偶能够显著提升农村男性的幸福感，而对农村女性没有明显影响。说明农村男性要比女性更重视婚姻与家庭，男性对家庭的依赖要高于女性。这可能是因为，相比男性，女性的生活调节能力更强，比如经常与朋友谈心，和父母交谈也更多，而男性很难获得除家庭之外的亲密情感的支持。

此外，本文还运用了有序Logit模型以及二值Logit模型（将“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不知道幸福不幸福”记为0，“比较幸福”与“非常幸福”记为1），对模型（1）进行重新估计，结论依然稳健。

四、我国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地区差异

（一）东部、中西部农民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分析

上述基准回归结果表明，个体与家庭特征变量、个体经济变量、宏观经济变量都会对农村居民的幸福感产生重要影响。那么，这些影响是否存在地区差异呢？有必要将东部和中西部样本分开，对农民主观幸福感的地区差异进行考察。结果汇报在表4中。可以看到，教育、党员身份对于东部农民幸福感没有显著影响，但正向地影响中西部农民主观幸福感。年龄的影响仍然显著，且呈非线性特征。东部农村地区幸福感转折点出现在45岁，中西部地区出现在43岁。另外，无论在东部还是中西部性别、自评健康状况、绝对收入与房产数量、环境满意度对农村居民均有显著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