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边推进对于“一带一路”建设的机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有重要意义｡随着“一带一路”从提出倡议到形成共识,特别是合作共建的深化,机制化显得越来越重要｡“一带一路”不是权宜之计,也不是短期项目,而是长远的事业,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国际关系的实践平台｡因此,“一带一路”不能停留在倡议､共识,或项目､战略层面,而必须机制化,即创设国际合作机制｡无论是“一带一路”本身的机制化,还是与现有区域合作机制的协调,多边推进都是重要的路径｡从“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成果中可以看到,“一带一路”的机制化已开始起步｡如我国环保部与联合国环境署共同倡议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财政部联合多边开发银行设立多边开发融资合作中心,中国人民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建立基金组织—中国能力建设中心,中国民间组织国际交流促进会和150多家中外民间组织共同成立“丝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等｡这些形式多样的机制都是通过与多边机构合作共同创立的｡

第四,多边推进是应对“一带一路”各种风险和挑战的有效路径｡“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已经并将继续遇到各种风险和挑战｡这种风险和挑战有来自沿线国家层面的和地区层面的,也有全球层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安全和战略等方面｡国际组织的合法性､权威性和专业性可以提供某种屏障,抵御各种风险和挑战｡“一带一路”的多边推进,包括通过对接和共建等,将有效地化解各种风险,应对不同挑战,为国家､地区和全球的发展和安全提供更多的机遇｡

由于受政局变化､社会动荡､经济衰退､地区冲突等影响,“一带一路”项目实施过程中会面临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各种风险｡如一些国家和地区因为大国博弈､地缘政治和国内政局存在不同程度的政治风险｡而地区冲突和恐怖主义则构成主要的安全风险｡这在中东地区尤其突出｡有学者从“一带一路”建设的持续性视角,对战略性､整体性和长远性等总体性风险,和政治､经济､安全､社会､外交､实施等层面的具体风险进行了分析和评估｡通过国际组织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以更专业､中立和透明的方式开展工作,可以避免国家利益､意识形态和政治制度等双边关系中存在的许多不确定性｡与国际组织合作共建和多边推进是规避和缓解上述风险的重要方式｡

新冠肺炎疫情的蔓延给“一带一路”带来不确定性｡受有关国家旅行禁令､社交隔离､人流物流限制等防疫措施的影响,全球的产业链和供应链受到严重冲击,世界经济出现衰退｡中国与“一带一路”的某些基建项目处于停摆状态,这为“一带一路”的整体建设带来不利影响｡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和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这些合作文件的执行遇到很多困难｡受疫情影响,对“一带一路”的总体资金投入可能会下降｡因此,“一带一路”更要集中有限资源,投入到更迫切和更合适的领域,如卫生健康｡这需要与国际组织的紧密合作｡在卫生健康领域,中国政府与世界卫生组织于2017年签署双方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和执行计划｡疫情发生后,中国与世卫组织开展了全方位合作｡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会开幕式上,习近平主席倡导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可以预见,疫情结束后,中国与世卫组织合作推动卫生健康领域的相关科技､产业和项目,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新亮点｡“合作打造健康丝绸之路,不仅为完善全球公共卫生治理提供了新思路,也为‘一带一路’倡议的深入发展开辟了新的合作空间｡”

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对“一带一路”形成严重挑战｡特朗普担任总统后,美国已退出10多个国际组织､国际条约和多边机制｡这对多边主义和全球治理造成很大的冲击｡同时,美国逐渐把中国作为主要战略竞争对手,使中美关系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到美国后,美国又不断向中国甩锅,采取使中美脱钩和“去中国化”的一系列措施和行动｡近年来,中美在国际组织的竞争也在上升｡美国一些官员和学者开始指责中国在联合国和国际组织推行修正主义和输出意识形态,因此要开展并赢得与中国在国际组织中的竞争,维护美国的领导地位｡未来,美国肯定会对多边推进“一带一路”制造很多麻烦和困难｡中国一方面要坚定与国际组织合作共建“一带一路”的信心和路径,按照国际规则和国际标准推进“一带一路”项目建设;另一方面,在与国际组织合作的多边推进过程中,把“一带一路”从中国倡议升级为国际发展议程,努力实现制度化和组织化,成为真正的国际合作平台和国际公共产品｡“一带一路”是中国与美国在国际组织的战略竞争中取得主动权的重要契机｡

二､“一带一路”是和平､发展和人权之路

2017年5月14日,习近平在北京出席“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开幕式并发表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旨演讲时提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繁荣之路､开放之路､创新之路､文明之路｡“一带一路”是为了应对国际社会面临的和平､发展､治理三大赤字和困境而提出的中国方案｡“一带一路”与联合国事业息息相关,为了更好地与联合国和平､发展和人权三大工作支柱相结合,“一带一路”应致力于打造和平､发展和人权之路｡

首先,“一带一路”是发展之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就是为了聚焦发展这个根本性问题,释放各国发展潜力,实现经济大融合､发展大联动､成果大共享｡“一带一路”的出发点就是传承古代丝绸之路精神,谋求共同发展的新动力,创造共同发展的新机遇｡

外交部副部长乐玉成认为,“一带一路”是古丝绸之路的现代版,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升级版,是加强全球经济治理方案的中国版｡这就是说,我们要通过共建“一带一路”,从古代丝路精神中寻找解决当今世界发展问题的答案,通过新一轮高水平对外开放为世界发展提供更多机遇,为解决全球发展问题贡献中国力量｡

“一带一路”建设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发展的事业,目的是与沿线国家打造发展共同体,实现共同发展｡“一带一路”是“国际合作以及全球治理新模式的积极探索”｡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有望打造一个国际发展合作､多边发展机制和全球发展治理的新模式｡

“一带一路”将开创国际发展合作的新模式｡法国前总理德维尔潘预言,“一带一路”将引领新一轮多边主义合作潮流｡首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的主题就是“加强国际合作,共建‘一带一路’,实现共赢发展”｡论坛圆桌峰会发布的联合公报进一步明确了“一带一路”的合作目标､合作原则和合作举措｡“一带一路”体现了开放､包容､共赢的合作理念,共商､共建､共享的合作原则,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的合作目标,以及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的合作内容,这是对传统国际发展合作模式的创新和超越｡通过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发展战略对接,与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将引领新时期的国际发展合作｡

“一带一路”将开创多边发展机制的新模式｡“一带一路”沿线主要包括东南亚､南亚､西亚､中亚､中东､东非和北非､东欧等地区｡这些地区尽管建立了一些多边合作机制,但比较分散和单一,也较少与全球发展议程关联｡“一带一路”可以与这些地区发展机制加以对接､整合和提升｡从上海合作组织到金砖国家合作再到亚投行,体现了中国在多边发展机制上的创新实践和积极有为｡“一带一路”可以吸取和借鉴这些新兴多边机制的成功经验,但又要超越和创新｡新型多边发展机制应成为“一带一路”的目标,也是“一带一路”获得国际合法性､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进而在设置发展议程和制订发展规则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的可行路径｡

“一带一路”将开创全球发展治理的新模式｡“一带一路”倡导新型发展理念,推动新型发展合作和发展机制,是全球发展治理的新探索｡当今世界,全球治理正面临重大转型,无论是全球安全治理还是全球发展治理,都经历着改革､转制和创新｡二十国集团､金砖国家和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全球发展治理转型的重要标志和代表,中国都参与其中并发挥了积极和重要的作用｡作为全球治理转型的重要推动力量,中国应把“一带一路”打造成全球发展治理的新典范｡“一带一路”的发展方向和目标则可以设定为以联合国新发展议程为指导､通过互联互通和发展战略对接､以南南合作框架推进的跨地区发展共同体｡

其次,“一带一路”是和平之路｡习近平主席明确指出,我们要将“一带一路”建成和平之路｡丝路精神的核心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古丝绸之路架起了东西方合作的纽带､和平的桥梁,“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和平安宁的环境,并且也将通过发展为沿线地区的和平稳定做出贡献｡

“一带一路”有利于解决和平赤字｡当今世界面临发展､和平､治理三大赤字,而且三者之间是相互关联的｡和平赤字的根源,一方面是由于外部霸权主义､强权政治和干涉内政,另一方面是由于内部发展不充分和不平衡,以及缺乏有效的治理｡近十年来,中国以和平发展立场壮大了世界和平力量;以中国理念致力于消除世界动荡根源;以中国方案维护和平大局;以中国主张推进和平治理,成为消除世界和平赤字,推动和平发展时代潮流的重要动力｡中国历来倡导通过和平谈判解决国际争端,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以解决国际国内冲突｡近年来,中国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友好合作,而不是强加于人;共商共建,而不是输出社会制度和发展模式;互联互通,而不是军事同盟｡可见,“一带一路”不仅是发展倡议,更是和平倡议,即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理念､新型国际关系为路径,通过“一带一路”的和平实践,消融和平赤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