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时学:博索纳罗执政后巴西外交战略的新变化
2020年09月25日  |  来源:《当代世界》2020年第9期  |  阅读量:6060

巴西外交战略调整的影响因素

任何一个国家的外交战略都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会根据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进行必要的调整。从理论上讲,为了保持外交战略的稳定性,同时也是为了向国际社会传递一种可预测性和诚信,这样的调整大多为微调,而非大幅度的转向。但是博索纳罗当政后,巴西外交战略的变化显然不是微调,而是大幅度的转向。这一转向与以下三个因素有关。

一是博索纳罗本人的特性和行事风格及其外交团队的影响。博索纳罗毕业于军校,曾在部队服役,因此与军方保持着密切关系,并崇尚1964—1985年间巴西历届军政府的独裁统治。他曾说过,军政府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杀死那些持不同政见者(主要是左翼人士),仅仅对其实施刑罚。此外,与巴西政治舞台上传统的政治家不同,博索纳罗是极为崇拜特朗普但缺乏必要外交艺术的国家领导人。无怪乎他被国际媒体称作“巴西的特朗普”“热带特朗普”。毫无疑问,这样的国家领导人,一旦手中握有实权,必然会对国家的内政外交作出一些大刀阔斧般的调整。

巴西及国际媒体都认为,极右翼作家奥拉沃·德卡瓦略是博索纳罗的“精神导师”,是博索纳罗所持右翼观点的“设计师”。虽然博索纳罗在当选总统后才见到德卡瓦略,但他们的关系在十年前就已建立。当时,他们常通过互联网讨论各种各样的问题,进行思想上的交流。据报道,博索纳罗在物色外交部长的人选时,德卡瓦略向他推荐了阿劳若。阿劳若长期任职于外交部,曾于2010—2015年在巴西驻美国和加拿大使馆工作,2018年6月被提拔为巴西外交服务系统的一级公使。阿劳若全盘否定劳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将其称之为“仇恨人类”的“极权主义工程”;他极力反对“全球主义”,将其视为“文化马克思主义”推动的一种进程;他认为气候变化是不真实的,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阴谋”;他认为新冠肺炎疫情也是一种“共产主义的阴谋”,并创造了一个词汇——“共产主义病毒”(Comunavirus)。无怪乎《巴西报道》的一篇文章认为,与博索纳罗的右翼政治立场相比,阿劳若有过之而无不及。毫无疑问,这样一个亲美、反共的外交部长必然会对巴西外交战略和博索纳罗产生负面影响。

被称作巴西“影子外交部长”“另一个外交部长”“第二外交部长”的爱德华多·博索纳罗,同样在巴西外交战略的制定和实施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他崇拜特朗普,跟随博索纳罗出访美国,会见班农,公开表示支持特朗普在美墨边境线上筑高墙,甚至还说巴西可以将北部的军事基地借给美国,以便使美国为推翻委内瑞拉马杜罗政府而出兵时更为便利。

二是经济因素。巴西与美国的经贸关系十分密切。虽然2008年中国成为巴西最大的贸易伙伴,但美国与巴西的贸易同样在稳步增长。例如,2019年,巴西是美国在拉美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仅次于墨西哥)。2018年,巴西与美国的双边贸易额达1039亿美元,其中商品贸易额为707亿美元,服务贸易额为332亿美元。截至2018年,美国在巴西的直接投资存量为709亿美元,巴西在美国的直接投资存量为398亿美元。2019年10月巴西大选结束后,爱德华多曾表示,美国将很快取代中国,成为巴西最重要的贸易合作伙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美国在巴西对外经济关系版图中的地位不容低估。博索纳罗深知,进一步亲近美国是推动巴美经贸关系发展的必由之路。当然,巴西与中国的经贸关系同样在快速发展。正因为如此,博索纳罗在调整巴西外交战略时,并没有甩开中国。

2020年3月19日,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有意给予巴西“非北约主要盟国”地位。图为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美国总统特朗普(右)同到访的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在白宫玫瑰园举行联合记者会。(图片来源:新华社)

三是政治因素。在卢拉总统和罗塞夫总统当政期间,巴西与美国的关系不时遭遇矛盾和摩擦。例如,卢拉总统与委内瑞拉总统查韦斯等拉美国家领导人曾联手,使美国提出的在2005年建立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设想成为泡影;又如,因为美国国家安全局对罗塞夫总统与墨西哥总统涅托的电子邮件、电话和短信进行监控,所以罗塞夫总统取消了2013年10月访问美国的计划。毫无疑问,巴西劳工党政府奉行的与美国保持着若即若离关系的外交政策,难以得到巴西精英阶层的认可。众所周知,自20世纪下半叶以来,美国在拉美地区的传统势力范围不断扩大,因此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外交等领域,美国对巴西的影响不容低估。事实上,不论巴美双边关系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巴西社会的精英阶层始终不会改变其亲美情感。这一阶层的许多成员与美国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资金存放在美国的银行,子女多在美国受教育。甚至在日常生活中,他们也十分亲近美国。他们阅读的是美国报刊,消费的是美国商品,常去美国度假。可以想象,他们当然希望看到博索纳罗领导下的巴西能够放弃劳工党政府的外交政策,加大与美国发展关系的力度。正如外交部长阿劳若在博索纳罗上台后不久所说的那样,博索纳罗之所以在总统大选中胜出,是因为巴西人“希望巴西的外交政策发生变化,这一变化是博索纳罗获得的神圣使命。我们坚信巴西能在世界上发挥一种比我们能想象得到的更大的作用”。阿劳若所说的巴西人,显然不是支持劳工党政府的低收入阶层,而是精英阶层。 

需要进一步观察和研究的若干问题

博索纳罗当政以后,巴西的外交政策立即发生了巨大变化。尽管博索纳罗上任不足两年,但这种变化已经给巴西自身地位和国际关系造成了影响。因此,以下几个问题需要进一步加以观察和研究。

一、巴西外交战略新变化对巴西大国地位的影响

作为拉美地区最大的国家,巴西的大国意识和自豪感是无比强烈的。在博索纳罗上台以前,巴西的历任总统都希望在拉美事务乃至全球事务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例如,为了提升巴西的大国地位,卢拉总统和罗塞夫总统当政时的劳工党政府既积极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又大力推动金砖国家合作;既积极参与气候变化谈判和多哈回合谈判,又主动承担巴西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应承担的国际义务;既积极推动拉美和加勒比国家共同体、南美洲国家联盟、南方共同市场等拉美一体化组织的运转,也在化解或缓和一些拉美国家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既与亲美的哥伦比亚等国发展关系,也与反美的古巴、委内瑞拉、玻利维亚和尼加拉瓜等国保持密切的关系。

博索纳罗在竞选期间曾仿效特朗普的“让美国再次伟大”,提出了要“让巴西再次伟大”的口号。但是,应该注意到,一方面,这个口号并不是博索纳罗的竞选纲领,因此其影响力有限;另一方面,巴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似乎找不到曾经是真正意义上的“伟大”的一页。事实上,博索纳罗的外交战略以追随美国为基础,唯美国马首是瞻,高举意识形态大旗,不愿意承担国际义务,退出联合国《安全、有序和正常移民全球契约》,并表示要退出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和世界卫生组织,还可能搬迁巴西驻以色列使馆的馆址。凡此种种都无益于提升巴西的大国地位或地区性大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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