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后半叶至今，亚洲地区经济和政治发展蓬勃展开，亚洲日渐崛起于世界。先是日本战后实现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1968年即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接着韩国、台湾、香港、新加坡这“亚洲四小龙”经济腾飞，再加上一些东南亚国家的发展，它们与日本一起形成了梯度发展的“雁阵”。然而，正在更为深刻和重大地影响世界的还是中国的崛起。中国辽阔幅员和体量巨大，因而其具有的影响力和冲击力是其他亚洲国家所无法比拟的。改革开放使中国迸发出了极大的活力。进入21世纪后，中国的经济总量先是于2004年超越意大利，以后数年又先后超越法国、英国和德国，接着又于2010年超越日本，成为当今世界上的第二大经济体。

当新兴经济体不断出现在地平线上之时，西方国家在世界经济中，进而在世界政治中的分量相应地便呈现相对下降态势。就单个国家而言是如此，由西方七国组成的集团（G7）也是如此。与此同时，包容了有关新兴经济体的20国集团（G20）则应运而生。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自美国爆发并迅速蔓延，一时产生多米诺骨牌效应，一些经济体先后应声“倒下”。在这一形势下，七国集团被证明无力应对汹涌的危机，而原本在财长和央行行长层次上已经存在的20国集团被迅速提升到了峰会层次。如今，七国集团依然存在，但它在全球经济和政治中的影响力已然不可同日而语，而纳入了多个新兴经济体为其成员的20国集团的地位上升。2016年，中国主办了20国集团杭州峰会，由于中国在全球政治经济中的份量，该组织因而获得了新的发展动力。

全球转变的动力或动因不可能是单一的，其中的关键因素之一是技术尤其是信息技术的突飞猛进。随着信息技术的突破，世人的通讯手段正在经历革命性的变化，大众传媒的影响力从传统的报纸和电视转向了社交媒体，民众的力量经由新式的通讯手段表达出来，民粹主义思潮借之大行其道。“黑天鹅”事件一个又一个地出现。难民危机和非法移民现象极大地冲击了人员、物品、劳务、货币自由流动的趋势，出现正逆两种趋势的对冲拉锯。贸易投资领域的进程同样如此，推进自由化的力量和本土民族主义的力量也在拉锯和角力。2020年初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全球，进一步加剧了原先已经存在的矛盾，全球性的人流、物流为之“休克”。面对来势汹汹的全球公共卫生威胁，美国和中国本可联手合作抗疫，以拯救自身及他国于水火，然而事实却是美国隔岸观火，防疫应对失策。两大国相互指责导致本已紧张的中美关系更见恶化，大国竞争有愈演愈烈之势。

当前，世界力量的变移在继续，因而全球的转型也在继续，其根本动因在于不同国家经济政治发展不平衡原理在发挥作用。如果说苏联解体后，曾经出现了美国独步天下、傲视群雄的“单极时刻”的话，那么这个单极时刻今天已不复存在，世界正日益成为一个多中心或无中心的世界，也即布赞和劳森所称“去中心的全球主义”。在这一意义上，作为大历史国际关系学的《全球转型》一书为我们提示了探讨全球新转型的一种可行的思考路径。

（任晓，复旦大学教授，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