众所周知，国际关系的思想源远流长，在西方常被追溯到修昔底德及其《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在很多国家，这部战争史著是国际关系学课程中的必读书。这一事实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表明国际关系学的诸多问题乃至理论论争源于历史和史著。

就社会科学的发展而言，国际关系学属于相对较为晚近出现的一门学科。就现代学科的分际看，国际关系学形成于19和20世纪之交。2019年，世界国际关系学界举办了不少活动，纪念本学科建立一百年。当然，这只是就窄义的现代学科分际而言的，绝非指国际关系思想理论的演进，后者需要以千年而论。

国际关系学科形成期的代表性人物大都是历史家出身，可见国际关系学和历史从一开始就密不可分。1919年，英国威尔士大学设立了以伍德罗·威尔逊命名的国际政治讲席。从早年担当这一讲席的学者看，他们多半为历史学家出身。20世纪前半叶，欧洲是世界事务的中心，国际关系学（IR）的中心大体也在欧洲，国联设立于瑞士日内瓦。1927年，瑞士在日内瓦成立了高等国际研究学院，以开展研究生层次的教育及科学研究。该学院在多年间建立了崇高声誉，被视为瑞士的“国宝”。后来，英国史家阿诺德·汤因比在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工作期间主持编撰了卷帙浩繁的《国际事务概览》（Survey of Intemational Afairs）。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跃升为世界头号强国。世界政治经济中心发生了转移，随之而来的是世界社会科学的重心也出现了转移，美国社会科学的地位大为上升，多年来在世界上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从美国社会科学的发展看，战后出现了新的趋势，即极重观察、验证和技术手段的行为主义（有时又被称为“科学行为主义”）风行一时。就社会科学哲学而言，实证主义取向的一套观念被奉为圭臬，布赞和劳森所称的“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相对于奥古斯特·孔德等早期实证主义者而言）日益占据主导地位。随着时间的推移，它的流行进一步削弱了国际关系学与历史的联系。

新实证主义在因果关系方面坚持某种规律性和决定性的观念。对于新实证主义者来说，有效的因果关系在决定性因素和规律性之间起要么推要么拉的作用：当A（决定性因素）时，则B（规律性）。假如一个特定的结果（Y）可追溯到某个特定的原因（X）时，那么此时的推断就是，一系列的结果（Y一类的规律性）就可追溯到一系列的原因（X一类的决定性因素）。研究的目标是验证这些对象/变量之间的协变。其深层的哲学保证是，存在着既相互独立又独立于我们观察者的对象，主客是二元的。

当这样一种新实证主义的因果思维和逻辑甚嚣尘上时，其他都变得等而下之了，历史相应地退居次要地位，甚至被边缘化。布赞和劳森在《全球转型》一书中对此作了一针见血的评断：

新实证主义的长期风行削弱了国际关系学与历史的关系。各种新实证主义者从历史中提取他们的数据资料，把过去视为验证其事先已确定的抽象主张之所。在这方面，19世纪对其也不例外，被用作一种无争议的背景叙述，服务于先已存在的理论种类。然而，这一路径的困难在于，它促进了一种选择性偏见，其中历史被化约为这样一种角色，即它已被充溢为要完成新实证主义的理论性抽象。如此一来，新实证主义就成为非历史的，运用历史去证明自己先验的结论、从中提取数据资料或作为事后解释的一个来源，而非一种有效的理论建构的工具。

经过“行为主义革命”后，历史思维在很大程度上从社会科学中消失了，大行其道的是模型建构和理性选择，其信奉者以为，这些是普遍适用的，既适用于不同国家，也适用于同一国家的不同时期，以及不同领域。于是事情便成了，只要运用了他们所声称的方法，一切问题便都能找到答案。这样一来，我们便在美国社会科学的众多学术刊物上看到了充斥的模型、公式，灵动的历史和现实反而得不到省察，这是一种本末倒置的学术取向。曾有一位普林斯顿大学的教授对作者感叹，该校有50位教授之多的诺大一个经济学系，竟没有一个人研究中国经济，好像只要运用了模型就能理解中国经济似的。流风所及，竟致有学者要惊呼“灾难正在制造中”。

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有一定的情境，也必须在这一情境下才能得到理解。这一情境很主要的一个部分便是历史，因而，社会科学中对历史、对过去的理解极为重要。要懂得包括国际关系在内的实际生活中最终所发生了的事，关键在于获得理解。不理解过去，就不大可能懂得现在和未来。譬如，不理解中国的近现代历史，就不会懂得中国的今天和明天。不掌握朝鲜半岛的历史，又怎能理解今天半岛上所发生的种种?

这就是历史社会学的重要性和不可或缺性，它反映在以下几个方面：

1. 历史赋予研究者看问题的厚度。国际关系研究有时被人诟病为门槛过低，比如在中国，只要某人平时看看《参考消息》和《环球时报》就能够谈论世界形势和国际事件。如果国际关系研究停留于此，便成为过度的“眼前主义”（pre-sentism），长此以往，它会使人迷失在令人眼花缭乱的具体事件中。而这一状况正是需要被超越的。一旦时段被拉长后，人们就更能看到在时间的流逝中所积淀下来的经验、智慧、教训、规律等等。当前，有的研究者对预测未来国际关系的发展颇为热衷。然而，若要比较靠谱地预估未来的发展，需要的恰恰是对历史和过往的把握。但笔者仍要提醒热衷“预测”的人士这样做的困难和风险，以及把握历史对于其做到大体靠谱的极端重要性。

2. 历史能够使人意识到或认识到事物的复杂性，避免简单化地看待问题。对历史懂得较多的研究者，一般会比所知不多的研究者更能够感悟到大大小小的事件、人物本身及其背后的复杂特性，看到事物发展变化中存在的偶然性，认识到不少事情并非“必然”发生，因而在下结论、作断语时保持谨慎和敬畏的态度。

较多地懂得和把握历史也使人更能认识到人类所生存的世界上文化的多样性，世上有不同的地理区域，有多样的文化传统，它们经历过可能十分不同的历史演进过程。各国存在多样但各自都发挥了作用的制度，不同宗教也各具力量，等等。看到这些，将使人在分析问题时更能具有“同情的理解”，而非轻率地认为某种文化、某种制度是“最好”的文化、制度、做法等等，因而更有可能保持谦虚的态度，努力理解和尊重异国或异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