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历史是任何理论建构所不可或缺的思想材料。任何一种理论建构的努力都不能凭空进行，都需要各种思想材料，而历史正是其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否则理论建构工作可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这正是经典性的、能发人深思的理论所区别于模型、公式之处。模型、公式是不顾情境、不要历史的，自以为放诸四海而皆准。之所以有人会迷信模型、公式，通常是因为他们像看待自然科学那样看待社会科学，混淆了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根本性质，以为在做法上越像自然科学也就越“科学”。这是一种根本性的谬误。社会科学研究的是社会世界而非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从根本上说是有关人和人的思想、活动、行为，而涉入其中的，有种种不同情境条件下影响个体与集体思想和行为的种种复杂因素。对于它们，需要研究者借助对历史的深入把握来加以认识和理解。

重视历史正是英国学派国际关系学的特点，也是其思想力和深刻性的来源。多年前，在洛克菲勒基金会的肯尼思·汤普森大力支持下，作为英国学派孕育和成长之枢纽的“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British Commitee on the Theory of In-temational Politics）就是由任教于剑桥大学的历史学家赫伯特·巴特菲尔德发起和领导的。巴特菲尔德在1959—1966年间任该委员会主席，委员会的不少会议也通常在剑桥召开。委员会的另一位骨干成员、第二任主席（1967~1971年）马丁·怀特视思想史为根本，以马基雅弗利、格劳秀斯、康德的思想为国际理论的“三种传统”，他的《国际理论的三种传统》一书充满了思想史的意蕴。赫德利·布尔也有专文探讨格劳秀斯及其思想传统的绵延。英国国际政治理论委员会先后推出的代表性集体著述，如《外交探究》《国际社会的扩展》等也具有浓郁的比较历史意识。第三任主席亚当·沃森（1972—1978年）则撰写了《国际社会的演进》这一重要著作。注重历史比较和分析这一特点经由代际传承，其影响所及也在后代的英国学派学者的工作中得到了反映。

在《全球转型》之前，巴里·布赞和理查德·利特尔合著并于2000年出版了《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该书便是这一学术路径下颇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是一部匠心独具的力作。该书副标题为“国际关系研究的再建构”，试图重新探讨国际体系和世界历史之间的相互影响和交互作用。两位学者之所以共同撰写这部纵横捭阖的大著，是因为觉察到了存在着他们称为“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Westphalian straightjacket）的现象，即多数国际关系学理论都被无意识地锁定在相对狭窄的欧洲和西方历史的范围之内。这一现象就好比是一件“威斯特伐利亚束身衣”，严重地阻碍了国际关系学对威斯特伐利亚模式之外的国际关系形式的瞻望能力。这意味着，不同于欧洲和西方的文化和历史视角基本上被排除在了国际关系学理论的建构之外。基于这一认识，该书在时间对象上自古至今向下延伸，在地域范围上放宽视野，远远超越了欧洲区域，真正覆盖全世界范围。《世界历史中的国际体系》是一部国际关系历史社会学的力作，也是重视历史对于国际关系学理论建设之意义的一个重要标志。其重要性可能还没有被人们所充分认识。同时我们也应看到，大历史的国际关系学要求研究者具有宏大的视野和深厚的学养，这对研究者的学术素养提出了要求。

同样出于对历史的重视，出于他们所认为的19世纪竟未受到国际关系学的足够重视这一认知，布赞和劳森撰写了《全球转型》专著，该书副标题为“历史、现代性与国际关系的生成”，他们认为：历史的动因对于当代世界是如何组织起来的具有重大的作用。人类的事务是复杂而偶然（意外）的。历史的发展也常出现不可预测和随机的事件。当代的国际秩序是由19世纪发展而来的，其中工业化、理性国家和“进步的”意识形态构成为全球转型的三大动力，而三种动力的互动生成了新的权力基础。于是，19世纪的现代性革命带来了巨大的力量差距、中心—边缘国际秩序以及“有中心的全球体系”。

工业革命、政治革命、外交革命以及现代性的成长使欧洲发生脱胎换骨般的转变，由此确立起一套新的制度和规则。此后，随着欧洲国家的对外殖民扩张，这些制度和规则扩展到世界各个地区，导致全球性的转型，在全球范围内确立了19—20世纪国际体系的关键要素，如工业化、主权、外交制度、国际法、跨国性行政组织等。

由此我们可以发问，非欧洲地区，如19世纪的亚洲又如何？19世纪的东亚各国被动无奈打开国门后，接受了来自外部的有关主权体系的各种规则，而成为了全球化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欧洲列强的坚船利炮到来并“叩关”之前，亚洲存在着一个自主运作的体系。在绵延伸展的许多个世纪中，亚洲各政治实体间经由多年的互动，形成了自身的关系构造。学者们对此有不同的称呼，有的称其为“天朝礼治体系”，有的称之为“华夷秩序”，而最为人们所熟知的名称则是“朝贡体系”。根据本文作者迄今所知，这一名称来自于西方，后来逐渐为研究者们所熟悉并使用。然而，“朝贡体系”这一术语很容易产生误导。它是单向度的，把东亚的传统秩序描述和理解为一种以中国为中心的等级秩序，这在很大程度上遮蔽了其原本丰富的内容和内涵，包括其内在的关系原理等，故应该由更为准确的名称来取代。这一亚洲体系立基于自身的文化精神，有着与欧洲十分不同的运作原理，也在漫长的岁月中保持了基本和平的相互间关系，对此我们有必要进行更为深入的比较国际体系的研究。

非西方的历史在多年间被国际关系学所忽略，直到近些年间，这一状况才有改变。中外的国际关系学界对此加大重视，使其进入国际关系学的主流，成为其中的组成部分。这一研究取向有望在未来产生更为丰富的学术成果。

《全球转型》一书还认为，迄今为止的全球转型经过了三个主要阶段。第一个阶段是西方一殖民国际社会，从18世纪末持续到1945年左右。第二个阶段是西方—全球国际社会，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持续到21世纪的第一个十年。这两个阶段都代表了“有中心的全球体系”的形式，其中“有中心”意味着发展高度不平衡，主要是西方居于核心，占居主导地位，“全球主义”（globalism）则意味着国际秩序的联结是世界范围的。我们正在进入全球现代性的第三阶段，即“去中心的全球主义”（decenteredglobalism）。“去中心的”指的是标志着全球转型的构造不再集中于少数国家，而是日益弥散。“全球主义”则标志着基本的延续性和相互联结，也标志着早先阶段全球转型的加强。

到21世纪第二个十年终结的今天，全球体系的一些要素正在发生和经历着深刻的转变，新的全球转型正在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