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文章分析了美国在制造业和技术领域面临的挑战，主要包括：

（1）中国多样化供应链的挑战。文章指出，尽管美国、日本、台湾、欧盟等均出台了相关供应链回流政策，如提供低息贷款、税收减免、专项基金等，但制造业转移的整体效果不佳。据欧洲中国总商会统计，其成员中只有11%正在考虑迁出中国，美国中国商会也表示其大多数成员不愿离开中国。

（2）保护美国技术基础的挑战。例如，英特尔公司在2020财年第二季度财报中宣布，由于其7nm半导体制造工艺出现严重良率问题，7nm产品的进度较预期将推迟6个月，或可能将部分芯片制造业务进行外包。文章认为，尽管外包有利于英特尔公司集中于半导体设计而非制造，但此举或将对美国的工业基础和攸关美国国家安全与竞争力的关键产业造成严重损害。英特尔作为美国最大的芯片制造商，外包将使美国失去该行业知识与创造的生态系统，或使美国在未来数十年内丧失一定技术基础。

对此，文章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为制定经济战略广泛收集信息。国会应考虑设立一个实体机构来促进有关经济战略的信息收集工作；美国人口普查局应重新启动并扩大其“最新行业报告”的发布；美国政府应对关键行业的公司进行供应链压力测试。

（2）协调经济政策和战略。国会应考虑制定一项有关供应链竞争力和弹性的四年期国家战略；国会应建立统筹机制，以统筹政府各个经济机构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

（3）增强美国在移民和研发方面的实力。国会应为高技术移民提供便利；国会应使联邦研发支出增加4倍，以跟上中国的步伐。

（4）改革以促进长期规划。国会应考虑采取反垄断措施，以增强美国在关键产业的抵御能力；国会应考虑进行金融部门和税收政策改革，以减少美国公司的短视行为，鼓励其着眼于长期决策。

（5）与志趣相投的利益相关者和主要机构进行国际合作。

（作者：刘霏霏。本文为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平台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