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下的美国充满了矛盾，它能够大举兴办航天事业，能够产生马斯克、比尔·盖茨这样杰出的人物，能够产生硅谷、哈佛、华尔街这些世界上最好的东西，但是也有城市里大规模的贫民窟，少数族裔教育水平低下、贩毒、抢劫、械斗，制造业空心化、大面积失业等问题，很多当年制造业兴盛的地方如今完全成了空城甚至“鬼城”，这是非常令人触目惊心的。一个世纪以前，美国还是全球最大的制造业中心，那时的美国是青壮年，拥有无限前景；现在的美国，死守着高边疆、高科技、金融帝国不放，玩那些最尖端的创意，而基础性部门却正在被掏空，有如一个中年人，耗尽了力量，进入衰败期。

美国社会的这三点结构性矛盾是需要长期应对的，这远比它当下对付中国和伊朗，应对外来威胁和恐怖袭击要难得多。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可能是美国从兴盛到衰败的一个发展周期，这个周期会很长很长。看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就要有清醒的认知——现在你去硬扛，反而促使美国内部同仇敌忾，拿出全部力量跟你死磕。应对美国，或者是中美关系，你真的不用太担心，真的犯不上去跟美国硬磕，它现在这种急赤白脸的时候你上去跟他干架，那就是自己找不舒服。

中国切不可盲目自大

百通社：您提到了未来，那么放眼未来10年，您如何展望2030年的中国、美国和世界？

王逸舟：从全球来看，中美两国注定是一个长期竞争性共存的关系，而且竞争会加大，但谁也不可能摧毁和消灭对方。大国胜败在内不在外，问题终究会出在自己内部结构性的问题上，最大的短板改进了、解决了，国力就能得到进一步提升，在全球的影响力就会进一步扩大；但如果内部的矛盾不解决，光通过制造外部危机，通过外部的抗衡和斗争，实际上可能还会加剧内部危机。从全球来看，还有一个大的背景需要我们清醒认知。第一，中美现在的矛盾跟原来的美苏矛盾有很大不同，现在有很多中小国家不愿去选边。它们为什么不选边呢？因为现在国际权力结构正在朝着分级化、分层化的方向发展，政治权力结构出现了更多层次、更多不同的极，而不仅是属于力量极、军事极，也包括科技、区域组织、国际规则等，有很多不同的层次，这使得过去那种少数国家垄断世界政治的局面变得越来越不可能。

第二个因素是全球安全。当前，传统意义上的军事安全仍然重要，但安全议题正变得越来越非传统化、综合化，比如气候安全、难民安全、生态安全、周边国家集体安全，包括全球债务链条、全球金融稳定等等，都属于安全的范畴，这是过去从来没有的。一国决策者考虑国家安全，决不只是仅考虑大国航母在海上对抗，或者几千架飞机在空中对峙，国家安全观要涵盖我的发展能不能持续、社会能不能稳定、民族团结能不能维系，我跟周边国家的关系会不会出现逆转，我在全球属于上升还是下降周期等等。

第三，从全球经济技术结构来看，现在正在呈现新的加速度周期性变化。从这次蔓延全球的新冠疫情就能看出，一次重大危机之后往往就会孕育出一些新产品、新技术，这实际上是一个大浪淘沙的过程，使世界出现波浪式前行、螺旋式成长的发展趋势。在这个过程中，非国家行为体正变得越来越重要，像阿里巴巴、微软、Facebook，它们都不是国家、不是政府，它们是创新的主体，这个创新主体现在是由很多非国家行为体来承担的，正在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在这种形势下，各国的决策者就不会像冷战时期那样单纯选边了，他们会用更加复杂的非线性思维，考虑未来格局和大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