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通社：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甚至激烈对抗的形势下，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王逸舟：我真正担心的，还不是中美某个局部冲突，比如美国某个“幺蛾子”出来了，然后造成了我们的被动，我其实比较担心的是我们对自身力量和弱点缺少充分的拿捏。

如果一个大国很稳，走得很踏实，它的战略、手法，它的政策基石之间的对接很清晰，那么像中国这种块头的国家是不太容易被打倒的。一艘巨轮，尤其像中国、美国、俄罗斯、印度这种大船，其实不太容易被台风、海啸掀翻，它自身的体量、文化、谋略，决定了它有其发展的韧性和连续性；但中小国家不同。中小国家哪怕很优秀、生存策略非常到位，但是它经常身不由己，有可能被大国竞争绑架，被裹胁到国际政治的风暴眼中间。所以，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的情况下，未来的关键是我们自己能不能够把握长与短、进与退，知道如何把硬的力量和软的智慧、谋略结合起来，避免情绪化应对，对自身有清晰准确的评估。

三大软肋加速美国国力衰落

百通社：201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美国发表演讲时说，世界上本无“修昔底德陷阱”，但大国之间一再发生战略误判，就可能自己给自己造成“修昔底德陷阱”。现在，只过了5年，您认为中美两国是否已陷入零和博弈的“修昔底德陷阱”？这要归因于历史宿命、国际结构性矛盾，还是两国各自的发展路径、战略选择出现了重大差异？

王逸舟：从某种意义上讲，我觉得“修昔底德陷阱”不是一个自然的、客观的、所谓“命中注定”的规律，它很大程度上是一个人为的东西，就像约瑟夫·奈所说，当你把对方想象为敌人，并且朝这个方向去推动和塑造的时候，本来不是敌人的对手就最终变成了真正的敌人。两个国家发生矛盾，如果双方努力弥合冲突、管控危机，历史证明，两个竞争的大国仍有可能变成虽有差异但能够共处的存在。某种意义上讲，国家关系是塑造而来的，是由人来推动的，不是历史宿命的结果。

中美两个大国，谁也吃不掉谁，双方必然长期处于竞争性共处的关系。这时必须了解彼此。我们看美国，它存在着三个重大的结构性矛盾，或者说三大软肋，美国绝对实力的衰落仍由其内部原因所致。

第一是种族矛盾，这是美国的一大结构性矛盾。尤其是现在出现了新情况，美国白人出生率不断下降，有色人种比例不断上升，按照某种预测，到本世纪中叶前后美国白人很可能成为少数。在这种情况下，各种族在历史上的不平等境遇、权利上的分配、各自精英的位置，所有这些因素的变化都有可能加剧社会动荡。弗洛伊德事件所造成的冲突只不过是冰山一角。未来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有可能使其种族矛盾进一步加剧，美国的世界霸主地位可能由于自身被掏空而变得摇摇欲坠。

第二是美国政治的内耗，它在政治制度上出现了某种程度的空转，这个问题现在越来越严重。过去我们讲美国是一个单边制衡的国家，它的政治保持了几大力量的制衡，司法、立法、行政，联邦、地方，大州、小州，都保持相对独立和分权。这种制度设计理论上可以避免产生大的独裁，产生重大政治危机。但现在看来美国政治出现了一些很危险的情况，它的行政力量空前上升，而且行政搅局、制造危机的负面后果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大。它在司法和立法层面的制约则受到了越来越多的限制。

这种情况在平常没有危机的时候还显现得不大，但一旦到了危机时刻，政局内耗、党派纷争的负面效果就会暴露无遗。这一点对全球都有警示作用，也是未来消耗美国国力、消耗其发展前景，使美国国力从高峰向高原下坠的一个重要原因。所以美国国内也有政治体制改革的要求，它的政治体制同样需要进一步完善，只不过这一点现在被遮蔽了。

第三是经济，美国经济现在出现了新的结构性分化，出现了空心化、非实体化现象，就是它的金融业、高科技业和制造业、基础产业之间的分离。一方面美元的霸主地位奠定了美国在金融世界的领导力，其虚拟资本的扩张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当下这么大的危机之下，美元仍然有巨大的吸引力，美联储通过大量透支发行的美国国债，仍然挡不住各国去购买它，美元仍然坚挺，很受追捧。当美国的虚拟资本不断扩张的时候，它注定了人、智力资源以及最聪明的那些资本都会往虚拟经济的领域流，而美国的制造业，即使工人的工资收入比中国高那么多，仍然没人干，仍然挡不住它的外流，这就导致美国制造业进一步空心化。这么发展下去，将继续导致大面积失业、大量新的“铁锈带”涌现，继续出现很多低收入阶层。其国内的阶层矛盾会越来越尖锐，从而给社会造成大规模冲击，导致人们的愤怒和不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