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庆国：最后这个学期，我们的大部分学生基本上都是呆在家里。他们在网上上课，甚至在网上做论文答辩。所以，很多事情都是在网上完成的。不过也许下个学期，如果情况有改善的话，我们就可以当堂授课了。但这是一个充满挑战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新冠疫情什么时候能解决。我们希望能有疫苗出来，可是这还需要一些时间。不过，中国的情况已经有了很大的好转，然而我们所处的是一个疫情还在不断蔓延的世界，而且就在最近几个月，中国各地也出现了新冠疫情的零星暴发。所以，生活还是很不容易的，但这里的情况在改善。说到交流，我认为我们也会在网上做一些事情。每年，我们都会送很多学生到海外去学习，有些是长期的，有些是短期的，比如半年到一年。但我想下个学期，或者明年，我想有些学生可能不得不上网课，而不能亲身去他们本来要去的国家。

周柳建成：所以我想请教您，作为中美关系重要支柱之一的教育交流，是不是会成为昨日黄花呢？或者是在中美关系当中变成不那么重要。但您不是说，在线交流可能会取代或弥补一些面对面的交流，面对面交流现在受到限制，因为我们不能旅行，我们还在等待疫苗，还在实施遏制疫情暴发的其他公共卫生措施。

贾庆国：我想，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这是我们继续交流的最有效方式。但在这之后，我们仍然需要送学生出国和接收海外的学生，建立一种面对面的关系。我认为这种关系非常、非常重要。我自己就是这种交流的产物。我1981年去的美国，在那里读完博士，和那里的很多人结下了深厚友谊。我对美国有更好的了解，就是因为我亲身在那里。如果我只是上网课，可能就达不到这种了解水平。所以我觉得，面对面的交流非常、非常重要。我希望美国当前不鼓励外国学生特别是中国学生的政策，在将来能够改变。我相信，继续进行这种交流符合我们这两个伟大国家的最大利益。

周柳建成：你们都是在对方国家重要的历史节点上来到这个国家的。傅高义教授，您提到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1973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正好是在理查德·尼克松对北京进行历史性访问的一年之后。1973年的中国是什么样子的？

傅高义：很穷，很封闭，人们害怕和美国人交谈，几乎没有汽车，每件事都经过精心的安排。但是我能感觉到，在与我们会面的中国学者当中，存在着开始交流的渴望和期盼。1973年的时候，有些人，像北大的周培源，他30年代在美国呆过。你还有联系，可以感觉到他们渴望开始做一些事情。在美国的我们也有同样的感觉，因为代表团中的一小部分人，他们来自国家科学院，与一些中国学者有过接触，他们非常渴望恢复同对方的联系。这对国际科学很有好处，对友谊很有好处，不幸的是他们做不到这些。他们中的一些人希望，到1973年的时候能真正开始开放，但实际上，直到1978年三中全会之后，两国关系才真正开始放开，变化才真正开始出现。不过人们可以感觉到，对于很多有机会在另一个国家学习并彼此了解的人来说，这对每个人都是有好处的。

周柳建成：正如您所说的，1978年中国才开始改革开放，之后不久，贾教授您就第一次前往美国学习。也就是说，您是中国大陆经过十年动乱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中国留美学生？我的意思是，您在机场下飞机后有什么发现？您到的是哪个机场？哪个城市？

贾庆国：纽约的肯尼迪机场。对，那是一种经历。我到了那儿，不知道自己将面对什么，因为自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后，在我之前，没有中国学生去过那里，没有中国学生从美国的大学毕业。所以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挺担心的。这是一次非常有意思的经历，人们对我很好，而且我觉得这次学习让我大开眼界，我发现人们在好奇心，在很多事情上，都有很多共同的兴趣。所以，这是一次很棒的经历。当然了，当时的物质生活，拿生活水平来说，住的、吃的，几乎所有东西，美国都要好得多。不过从那以后，中国在很多方面已经赶了上来，但是我觉得，作为人类，我们仍然有共同点，这些没有改变。

周柳建成：我之所以要询问你们二位最早的经历，是因为我知道，对你们来说，它不是学术讨论，它是一种关系，影响了你们自己、你们的家人、你们的朋友、你们的学生以及他们所有人。所以，这也是一个感性的讨论。如果和傅高义谈1978年，贾庆国也有详细的叙述，那么在那个时期，中美之间的技术和科学关系是非常丰富多彩的，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和吉米·卡特也推动中国在这些方面提升自己。而现在，经过几十年之后，几十年也不是太长，我们有了华为，有了抖音，它成为竞争的支柱，也几乎像武器一样，成为一方或另一方可能挥舞的棍棒。现在发生了什么呢？因为很明显，它在经济实用主义和安全敏感之间创造了一种非常微妙的平衡。现在发生了什么？这里面会有哪些决策过程呢？

傅高义：就美国来说，我想我们必须承认，在美国国内我们有很多问题没有处理好。我们没有处理好（分配）平等问题，一些人非常富有，但也有很多人被取代了，因为他们是产业工人，没有地方工作。我们还没有为他们找到能带给他们信心、收入和自尊的像样工作。当我们有来自外部的竞争时，就非常可怕。对于一些人来说，他们想指责中国干扰并抢走了我们的工作，他们当中的一些人觉得，中国人偷走了我们的技术，觉得我们这么努力地发明东西，要花很多时间才提出一个新想法，才开发出一项新技术。有时候，中国人是通过公开的研究报告把这些学到手，这我们不能抱怨，我们得佩服。但是有的时候，一些中国人会偷偷摸摸地这么做，不遵守规则。所以，对于那些对不平等或失业等其他事情感到失望的人们，这些案例成为了焦点。我想，为了在未来10年或20年里改善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我们也需要努力解决自己的问题。我们需要公平的收入分配，需要实现全民医保，需要建立一个教育体系，为社会底层的人提供与顶层一样的机会。所以，我们自己也有很多功课要做。我们美国人还觉得，中国在尊重知识产权方面有必要更加谨慎，要尊重知识产权。我们现在非常担心，中国一些新的电子设备有可能被用来获取隐私信息，因为我们看到，华为的产品在中国被用来跟踪别人做什么。我们的一些人担心他们的人权和保护问题，担心这些有可能被秘密地利用。所以说，我们美国人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需要与中国人一起解决，以缓和紧张的局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