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在发展同第三方的关系中，双方都在走出过去的“约束”。印美日在战略与防务合作上越来越深入，明显具有共同平衡中国的一面。２０１６年７月１２日南海仲裁案最终裁决结果公布后，印度同日随即与美日澳发表声明。甚至在与越南的联合声明中，双方还强调要认可仲裁庭做出的裁决。此外，２０１７年美日印澳重启四国安全对话，共同采纳印太战略，这些都存在平衡中国的战略诉求。尽管印度同美日结盟的可能性很低，但是同美日的深度合作，促使印度在对华政策上的底气更足，也间接地推动印度在对华诉求上更具强硬色彩。 

巴基斯坦也越来越成为影响中国对印外交的主要因素。冷战结束以来，中国曾试图在南亚奉行印巴脱钩的政策，但是，随着中巴经济走廊的快速推进,客观上打破了过去对印巴的平衡外交。此外，莫迪政府奉行对巴强硬政策，打压和孤立巴基斯坦，也加大了中国试图在印巴之间平衡的难度。总而言之，正如印度前外交秘书梅农所称，１９８８年拉吉夫-甘地访华后，双方达成了一个暂时妥协的方案，那就是边界保持和平，双方协商讨论所有分歧，不要让边界问题破坏两国在其他可以合作领域的合作。然而，现在这一妥协方案崩溃了，中印需要达成一个新的暂时妥协，需要建立一个新的平衡。

四、中印关系“再出发”:反思与重构 

如上文所述，中印合作关系在全球、地区和双边层次上的战略基础都在削弱，竞争与分歧的趋势在加剧，显然，这一变化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双方实力对比差距在不断加大。冷战结束之初，中印经济总量大致相当。到２０１８年，从GDP来看，中国是印度的５倍，人均GDP是印度的４.６倍。中国GDP增长６.５％，相当于印度GDP增长４０％。中国的国防开支是印度的４倍。印度在短期内赶超中国无望，自身实力与影响力均难以与中国比肩。因此，印度战略家们强调，印度对中国的战略必须适应正在不断拉大的权力差距。虽然接触与竞争仍将继续是印度对华总政策，但是印度要根据地区与国际形势的变化，在这两个维度上相应有所变化。印度需要同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建立有力的多样化关系，这将给印度应对中国提供更大的空间。因此，只要印度不成为反华军事同盟的成员，中国就有理由同印度增加接触，而不是采取对抗政策。 

其次则是来自中国外交的变化。十八大以来，中国周边外交更强调主动“塑造”与“经略”，而不仅仅是“适应”环境，对此印度似乎还难以适应。中国开始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提供地区与全球公共产品。２０１４年８月２２日，中国领导人在访问蒙古国的演讲中表示，中国愿意为包括蒙古国在内的周边国家提供共同发展的机遇和空间，欢迎大家搭乘中国发展的列车，搭快车也好，搭便车也好，我们都欢迎，正所谓“独行快，众行远”。同时，在领土主权问题上，中国也显示了更加坚定的不妥协姿态，而在印度看来，这种变化是中国试图建立地区领导权的表现。印度前外交秘书梅农就认为，中国在南海问题上的行为，意味着中国外交上的变化。中国向南海问题其他各方传递的信号是，不要指望美国、不要依靠外部力量，请直接与中国协商谈判，换言之，中国是要在这一地区获得自己的优势地位。 

再者，印度的变化也是导致中印关系战略基础削弱的重要原因。莫迪政府在国内的强势地位，及其浓厚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偏好，推动了印度对华的“强硬”外交。事实上，如果是国大党继续执政，至少在很多问题上都不会同中国形成对立。以“一带一路”为例，作为上一任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梅农在访谈中就主张，印度应该就事论事地处理同中国的关系，需要采取灵活态度看待“一带一路”。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印度要分清哪些是经济上合理可行的、哪些是开放透明的、哪些是有利于印度利益的、哪些是不开放透明并且可能具有战略意图的，需要比较和权衡这些差异，然后做出不同的区分和对待。③中国在南亚的一些互联互通项目其实是有利于印度的。中国帮助扩大科伦坡港，而该港８３％的货物吞吐量源自印度，印度的港口效率低下，科伦坡港却很高效。现在印度使用科伦波港，实际上是有利于印度经济的。中国人扩大了港口，对所有人开放，而且是基于商业用途，最终科伦坡港能收回投资，这就与汉班托塔港不一样了，因此，对印度而言，这就是选择的问题，即哪些项目是有利于印度利益的、是否有助于印度的繁荣强大。 

尽管中印关系的战略基础在削弱，印度社会对华好感度总体也在下降，但是印度并没有完全否定冷战结束以来的对华政策。印度前外交秘书萨仁山认为，过去１５年里，印度在应对中国的挑战上是相当成功的。印度的这一对华政策主要由两个方面构成:一是认识到很多领域的共同利益，如中国崛起提供的经济机遇，在WTO、气候变化问题上，甚至后来的G５、G２０中，双方都存在共同利益，并且中印都能认识到，双方只有共同携手才最有可能成功。二是经常性的高层接触能给中印关系保持平稳提供动力。最高领导人会晤能给整个官僚系统发出积极信号，厦门金砖会晤就是如此，２００９年也是如此。 

与此同时，中国事实上也没有完全否定或改变对印度的基本政策，可以说，保持两国关系稳定仍然是两国高层的基本共识，正因为存在这种基本共识，两国关系才能“峰回路转”。洞朗对峙结束后，印度政府持续释放发展对华关系的积极信号，为两国领导人在武汉首次举行非正式会晤营造气氛。而中国方面也予以积极响应，逐步恢复了一系列沟通机制，照顾了印度的现实关切，最终中印关系实现了“再出发”。随后，２０１８年４月武汉会晤顺利举行，６月印度首次参加青岛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更加上美国特朗普政府采取的一系列保护主义措施,事实上给中印加强合作提供了更大的战略空间。在这一新的背景条件下，结合十八大以来中印关系的起伏，对中国而言，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值得总结和反思。 

第一，辩证地看待中印关系的分歧与合作，要对中印关系的发展保持合理的期待。正如中国领导人所说，“我们不能只把眼睛盯在分歧上而忽略了友谊和合作，更不能让两国发展进程和两国关系大局受到干扰。”中印关系的复杂性在于竞争与合作并存是常态，相互防范可能是相当长时间内的状态，随着中印实力差距进一步拉大，地缘政治竞争甚至还会有所加剧。而且，困扰中国的“旧问题”如边界问题，可能在较长时期内仍难以彻底解决，中国的南亚外交也难以实现“印巴”脱钩。 

在中印分歧的不少问题上，中国也需要理解印度的战略忧虑所在。例如,印度对海上自由航行的担忧并不全是虚假的。１９９１年印度开始改革开放时,其GDP的１５.３％依赖对外贸易。到２０１４年，印度GDP的４９.３％依赖对外贸易，也就意味着印度GDP的一半依赖世界其他地方，而其中又有４０％以上的经贸往来需要经过南海航道运输，这就是印度关注南海自由航行的利益所在。中国也不要过高期待印度能够完全保持“不结盟”外交。随着印度经济开放和国内改革，印度“亲美”的趋势会不断发展，“亲俄”力量会越来越小，近年来，印度大学生和移民的偏好已经显示出这一大趋势。此外，印裔美国人在美国取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会对美国的对印外交产生重要影响，因此，不能对两国关系抱以过高期待，合理的预期将有助于两国关系的整体稳定。 

第二，要站在战略高度来定位并看待中印关系。印度是一个正在加速崛起的大国。横向比较，１９９１年印度开启经济改革开放时，经济总量排在世界第１６位，到２０１７年底排在世界第７位，很快将于近年内超过英法而位列世界第５。纵向来看，１９９１年以后印度GDP增长率年均达到６％，２００４年以后保持在８％左右，近年来在主要经济体中印度更是“风景这边独好”。如果能一直保持目前增速，印度人均GDP每１２年就能实现翻一番，总量达５万亿美元，印度事实上正由地区性强国朝着世界性大国迈进。因此，中印关系越来越可能超出双边范畴，未来将具有广泛的地区和全球影响，甚至可能成为未来最重要的大国关系之一。 

与此同时，之所以要从战略的高度重视中印关系,因为这一关系不同于中美、中日、中欧、中俄等大国关系。印度整体上奉行大国平衡外交，并不像日本那样追随美国，也不像欧洲在价值观上同中国存在较大差异。由于中印都拥有被殖民的历史，都是在美欧主导的国际体系中崛起，因此中印对当前国际体系的看法较为一致，在很多全球性议题上可以成为“天然盟友”，在地区和平与发展上也存在共同利益，这些基础使两国可能挖掘并发展较好的关系。正因为如此，在全球议题上，中国甚至要推动印度扮演更加积极的角色。印度一直都有强烈的国际“领导欲”，在很多全球问题上，印度更了解全球规则，更擅长于“推销”，中国要懂得借力印度来实现自己的全球治理主张。一个明显的例子，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最早就是印度在２０１２年的德里峰会上提出来的。 

第三，拓展中印经济合作、深度参与印度经济崛起的历史进程，以此塑造未来的中印关系。印度正处在经济进一步崛起的进程之中，莫迪政府的经济改革已经初现成效。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穆迪正式上调了印度的主权信用评级,这是１３年来首次。世界银行在２０１７年１０月公布的«２０１８全球经商环境报告»中，更将印度排名上调了３０位，表明国际评级机构对印度当前的改革措施还是认可的。印度经济崛起需要中印的深度合作。近些年来，特别是印度科技初创企业的融资，大大得益于来自中国的资本。例如，印度的太阳能发电具有竞争力，但是大约９０％的太阳能电池板都来自中国。印度电信行业借力在印度组装的中国手机才得以迅速发展。印度一些最著名的初创企业，比如Paytm和Flipkart，都依靠中国资本谋求发展。印度叫车市场上与优步激烈角逐的本土企业Ola，其融资更是离不开中国的腾讯。随着中国向地区提供越来越多的经济公共产品，印度实际上也受益良多。印度最早支持中国发起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使得印度成为亚投行项目最大的受益者。截至２０１７年底，在该行承诺提供的资金中，四分之一给了印度。在成立的头两年里，亚投行批准了４３亿美元的贷款，其中１０亿多将用于印度基础设施建设计划。 

第四，从技术层面上，要发展切实可行的机制管控两国存在的分歧。近些年来，不论是在恐怖分子列名、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还是在“一带一路”、边境对峙等问题上，双方都没有合理管控好分歧。 

就操作层面而言，最重要的是,两国仍然要坚持国家领导人的引领作用。中印战略互信程度低，只有通过两国高层领导的频繁互动，才有助于保障关系的整体稳定，管控好分歧。近年来，尽管两国分歧和矛盾上升，但中国领导人同莫迪总理保持了在上合组织峰会、金砖集团峰会、二十国集团峰会的双边会晤，中国领导人和莫迪总理也在东亚峰会等多边机制中举行了会晤，高层会晤给双方的工作层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有利于双方在具体分歧议题上保持对争议的管控。 

很重要的一点是，在两国发生分歧后要努力降低公开的对抗性。鉴于印度媒体的开放性以及中国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公开分歧的方式往往使妥协变得困难，也使两方政府面临更困难的决策选择。更严重的是，公开分歧的做法常常使双方奉行友好的民意基础遭到破坏。莫迪政府在印度试图加入核供应国集团的问题上，曾一度对中国采取强硬的公开施压，诉诸民族主义情绪。而中方在洞朗对峙中，也由于媒体的公开而不得不采取“强硬”姿态。这种诉诸公开性来施压的策略，实际上效果适得其反，只有更多地从技术角度增加管控和协商机制的有效性，才有助于分歧的管控。 

总而言之，十八大以来的中印关系经历了一段曲折的进程，这既是双方战略基础削弱所致，也是两国内政分别变化的结果。洞朗对峙过后，中印关系在２０１８年实现了“再出发”。在此过程中，反思中国的对印外交，既要对两国关系保持合理适度的预期，也要从战略上更加重视印度，在经济上争取深度参与印度经济发展进程，在两国分歧问题上继续搁置争议，落实深化分歧的管控机制。(注释略) 

(作者系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