２０１５年斯里兰卡大选出现变局，“一带一路”项目遇变随后得以恢复。科伦坡港口城项目于２０１５年３月被叫停,直至２０１６年３月才得以复工。中国交通建设集团同斯里兰卡政府于２０１６年８月达成新协议。该公司放弃１.４亿美元的索赔款项，作为补偿，中方获得２公顷额外建设用地，使得总占地面积达到１１０公顷，其中２０公顷先前协议中为中方永久使用的土地在新协议中改为９９年租赁。另一个项目汉班托塔港早在“一带一路”提出前就已经完成运营，印度担心中国将来可能会把该港口用作军事用途。在西里塞纳政府上台后，汉班托塔港经历了波折，最终２０１７年７月２９日，斯里兰卡政府与中国招商局集团签署特许经营权协议，约定中国招商局集团收购汉班托塔国际港务集团８５％股权和汉班托塔国际服务公司４９.３％股权，总体股比约占７０％，中国招商局集团拥有以上两家公司的运营管理权以及港区土地约１１.５平方公里租赁、开发权，特许经营期限为期９９年。２０１７年１２月９日为特许经营协议生效之日，斯里兰卡正式将汉港资产及运营管理权移交给中国招商局集团。尽管如此，印度对该港口未来军事化的担忧却并没有减弱。 

通过“一带一路”建设，中国扩大了在南亚的经济影响力，与此同时，中国现在正越来越积极地成为南亚外交的玩家，突出表现在中国越来越愿意介入地区各方的冲突调停中。在缅甸罗兴亚人危机再次爆发后，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王毅外长分别访问孟加拉国和缅甸，同两国进行磋商，以寻找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最终达成了采取“三步走”解决罗兴亚人问题的共识。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关系近年来陷入紧张。为了斡旋巴阿关系，王毅外长２０１７年６月分别访问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建立中阿巴三国外长会晤机制，并于２０１７年１２月在北京举行了首次会晤，２０１８年１２月举行了第二次会晤，并为此建立了与之配套的中阿巴三方务实合作对话会。 

中国在南亚影响力的提升，客观上给印度造成了自身战略空间被挤压的感觉。印度除了变相阻扰“一带一路”在南亚小国的推进，还寻求构建南亚次区域新机制来抵消中国影响，推动由不丹、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泊尔四国组成的BBIN倡议，重启环孟加拉湾多领域经济技术合作倡议(BIMSTEC)，以及加速推进印度同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项目如印度—缅甸—泰国的三方高速公路、卡拉丹多模式联运项目(Kaladan Multi-modal Tansit Tansrrport Project，KMTTP)及伊朗查巴哈尔港，加入国际北南运输走廊，签署«阿什哈巴德协议»(Ashgabat Agreement)等。 

另一方面，对于美国特朗普政府推行“印太战略”，重启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印度均持积极欢迎态度。由于美国、日本对中国地区影响力同样深感担忧，印、美、日三国平衡中国的战略共识正逐步增强。日印已经提出共建“亚非增长走廊”，日本将在未来３年内提供３０亿美元、印度也将在未来５年内提供１０亿美元，支持这一走廊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其意图部分在于抵消中国“一带一路”在非洲的影响。此外，日本投资支持印度在伊朗建设查巴哈尔港，同瓜达尔港形成竞争。２０１５年斯里兰卡内政变动，日本和印度借此宣布合力投资建设靠近印度的亭可马里港。孟加拉国最初拟与中国建设马塔巴里港，同样也在印度的压力下最终给了日本企业。日本还在缅甸投资了迪洛瓦港和经济特区，与中国投资的皎漂港形成竞争。这些共建项目，都有印度同其他大国在地区层面上共同平衡中国的动机。

三、中印双边分歧出现扩大趋势 

莫迪政府上台以来，两个分歧直接影响中印关系，一是中国对印度将“穆罕默德军”头目马苏德列入恐怖分子名单的申请多次技术性搁置，二是在印度申请加入核供应国集团问题上，中国坚持“先谈原则、再谈个案”的方案。这些分歧的深层根源则是中印关系中的“旧问题”，尤其是近年来，双方管控分歧并且积极解决这些问题的势头在减弱。 

冷战后，中印双方在管控边境情势的情况下,积极寻求边界问题的解决。２００３年中印建立边界问题特别代表会晤机制后，双方逐步确立了中印边界谈判“三步走”方案。第一步是达成解决边界问题的政治指导原则协议，第二步是制定解决边界的框架协议，第三步是签署具体条约解决边界问题。２００５年双方签署了«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之后，目前已进入第二步,即探讨解决边界的框架协议，而这是解决整个边界问题最为艰难的部分。 

然而,自２００５年后，双方从对自己有利的方面解读«解决中印边界问题政治指导原则的协定»的不少条款，陷入了对指导原则缺乏共识的境地，解决边界问题由原来的高期待突然坠入失望。印度方面认为，对方有意拖延谈判进程，目的是借此敲打印度，促使印度在对美、涉藏等问题上考虑中方利益。２０１０年中国领导人在印度世界事务委员会的演讲中称，“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足够的耐心和较长的时间。”印度很多学者认为，这句话透露出拖延解决边界问题的想法。２０１３年３月，中国新一届领导人产生。在３月９日中国领导人接受媒体采访时，他同样谈到，“中印边界问题是历史遗留的复杂问题,解决起来并不容易。只要我们坚持友好协商，最终能够找到公平合理和双方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在边界问题最终解决之前，双方要共同维护好边境地区和平安宁，不使边界问题影响两国关系整体发展。”这同样被印度专家解读为对方并不急于解决边界问题。 

印度降低了通过政治谈判最终一揽子解决的预期，开始转而寻求重启澄清边界实控线的进程，目的是将实控线逐步转化为未来的边界线。对印度而言,政治上可以接受的边界解决方案是“实际控制线＋”方案(LAC Plus)，即印度保有目前在东段占有的争议领土，而中国能在西段让出一些领土给印度。２０１５年５月，莫迪在访华中两次提及双方要核实实际控制线，希望重新启动已停滞的核实实控线进程，不过中国认为，核实和澄清实控线并不是解决中印边界问题的唯一路径。外交部亚洲司副司长于２０１５年６月接见印度媒体代表团时,第一次公开回应莫迪总理关于澄清实控线的诉求:“几年前我们试图澄清实控线，但是却遭遇了一些困难，导致了更加复杂的结果。”“我们在边界地区的任何举措都应该是建设性的。这就意味着，它应该是边界谈判进程的有利因素(building block)，而不是阻碍因素。如果我们发现澄清实控线是有利因素，那么我们应该继续下去，但是，如果我们发现它是阻碍因素，会导致情势更加复杂化，那么我们就必须小心了。”“我们的立场是，我们应该寻求的是综合性的举措来控制和管理边界以确保和平和安宁，而不是必须只有靠澄清实控线这一举措，我们可以尝试达成关于边境行为准则的协议。” 

这一表态的背景是，冷战结束后成立的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实际上为澄清实际控制线做出过努力，但是发现这样只会扩大分歧。中印边界问题联合工作小组在交换中印边界中段的实际控制线地图后，２００２年双方试图着手澄清边界西段的实际控制线。然而，中方此时发现，印度借着澄清实际控制线之机，将很多非争议地区扩大为争议区。尽管一直到２００６年中国领导人访问印度时双方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还提及要澄清实控线，但是，实际上早就已经放弃这一努力。 

除了施压中方以继续澄清边境实控线外，印度还努力加强对边境争议地区的实际控制，莫迪总理和慕克吉总统相继访问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印高官频频造访边境争议地区、加紧对边境形势的监控、加快道路基础设施建设，目的是要形成印度实控的现实，正因为如此，边境对峙事件近年频频发生。近些年产生较大影响的对峙事件，包括２０１３年５月在中印边界西段发生的长达２１天的“帐篷对峙”，２０１４年９月中国领导人访印时在边界西段发生的更大规模的对峙事件，直至访问结束后，双方才逐渐撤军，再到２０１７年６—８月爆发的７２天洞朗对峙，双方在边界问题上的对抗更是达到了最高点。 

另一方面，印度开始拉拢美日等第三方势力介入中印边界争议，以促成他们对印度领土主张的支持。２０１５年１月，日本外相岸田文雄访问印度时称所谓的“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领土。２０１６年４月，美国驻加尔各答总领事对媒体称“阿鲁纳恰尔邦”是印度“不可分割”的一部分。２０１６年１０月，美国驻印度大使理查德-维尔马甚至史无前例地访问达旺。这些举动，没有莫迪政府的允许或者默许是不可能发生的。

在双边贸易问题上，近些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增长，也日渐成为双边关系的大问题。以２０１７年为例，中印双边贸易总额达到８４４.４亿美元,比２０１６年的７１１.８亿美元增长２０.３％。按印方统计，２０１７年印度对华贸易逆差额为５９５.７亿美元，占印度贸易逆差总额的３９.６％。中国继续保持印度最大贸易伙伴，是印度第一大进口来源地和第四大出口目的地。印度一直希望中方采取切实措施缩小贸易逆差，促进双方在农产品、药品、信息技术产品贸易上的合作，扩大和提升两国贸易规模和水平。巨大的贸易逆差导致印度担心对中国廉价制造品形成依赖，影响本国制造业的发展，因而频频对华发动贸易调查，对从中国进口的近百种商品征收反倾销税。同时，印度多次强烈要求中国降低技术门槛和行政壁垒，扩大从印度进口药品和软件，希望中国扩大在印度的直接投资并建厂，以促进印度制造业发展。虽然在贸易逆差问题上双方还没有发生大的冲击性事件，但是一旦双边关系出现其他问题，印度抵制的声音就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