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备受推崇,但实际上,其理论假设也大有可以推敲之处。石油峰值论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美国著名石油地质学家哈伯特发现的矿物资源“钟形曲线规律。他认为,作为不可再生资源,任何地区的石油产量都会达到最高点,石油峰值是指某一区域(全球、地区、国家、油区等)石油产量的最大值及其来临的时间,达到峰值后该地区的石油产量将不可避免地开始下降。罗马俱乐部于 1972 年发布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断言,由于石油等自然资源的供给是有限的,因而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持续下去。这两种理论假设带有浓厚的消极悲观色彩,是未来学悲观派的典型代表。如果按照他们的假设,人类真的应该尽早制订流浪地球计划了。这两种假设的理论及社会价值在于关注了特定资源的总体有限性,并提出了通过对全球性问题的系统研究,提高公众全球意识,改善全球治理,从而使人类摆脱所面临困境的必要性。但其方法论的缺陷在于“静止、孤立、封闭地研究和看待事物,对战术接替和战略接替没有进行深入的研究,忽视了自然资源的无限可能性和人类推动技术进步的主观能动性。实际上,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人类开发利用石油资源的可能性不断提升,近年来页岩革命所带来的世界能源市场剧变即是明证,没有人能够预测“石油峰值何时到来;另一方面,技术进步使人类不断掌握利用非常规碳氢化合物(如可燃冰)、太阳能、风能、氢能的能力,从理论上讲,人类拥有利用自然资源的无限可能,除非海枯石烂、太阳爆炸。

多年来经常被一些战略界人士提及的“马六甲困局实际上也是明显的伪命题。这一推断认为,马六甲海峡是中国能源供应的“海上生命线,但中国海军鞭长莫及。一旦出现意外,将给中国的能源安全造成极大威胁,“谁控制了马六甲海峡和印度洋,谁就能随时切断中国的能源命脉。基于这种认识,数条陆上石油管道得以修建或者提上议事日程。推进能源进口多元化是一项明智的决策,但如果以“马六甲困局作为决策前提,却实在是让人啼笑皆非:一则,如果有大国想切断中东对中国的石油供应,在波斯湾下手会更直接有效;二则,精确制导导弹破坏固定而漫长的陆上油气管道非常容易,战争时期他国可以选择任意一点动手就可以使陆上油气管线陷于瘫痪;三则,绝大多数通向中国的陆上油气管道都经过高风险地区,中国能源供应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威胁不降反升;最后,如果真要发生战争,肯定将实施战时经济状态,能源供需将是另一番完全不同的场景,哪里还可以有私家车可开? 可以说,对于“马六甲困局的担心“一定程度上是由于混淆了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概念产生的。 把战时能源供应与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保障放在一起谈,就不可避免会放大能源运输和能源安全的风险与威胁。 一些中国学者诸多论述中的‘一旦有事、‘紧急状态和‘遏制能源咽喉等, 多是指中国在战争或与某国敌对状态下的能源安全风险。 而实际上战时与和平时期的能源安全有着很大区别。 在发生直接涉战争时, 能源安全实际上也演变为军事安全, 通常意义上的能源安全概念已不适用, 传统的能源安全保障手段诸如战略石油储备、能源生产与运输设施等不但已无法保障战时的能源供应, 反而会成为战时敌方主要的军事打击目标。 战时能源供应的充足与否主要取决于军事实力, 如对运输线的保障能力。 在诸多战争中, 表面看能源供应关系到战争结局, 实际上军事实力是胜负的最终决定因素。

国际关系领域的伪命题得以存在和流传有诸多复杂的原因。 一是简单的一元化思维,过度强调单一因素在事物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忽视了多种因素合力的影响。石油峰值论的缺陷就在于只关注了资源的有限性而忽视了技术进步的无限性和能源利用的多样性;二是不合理地使用连串的因果关系以得出某种意欲之结论,犯了将“可能性转化为“必然性的逻辑错误。麦金德的“世界岛理论与“如果你偷懒,就会令公司受损;公司受损,就要解雇员工;遭解雇的人因失去收入,就会打劫;打劫时遇到反抗,就会杀人。所以如果你偷懒,你就是杀人犯之类的“滑坡谬误如出一辙;三是由于某种思维定式的制约。“马六甲困局之所以流传甚广,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中国是传统陆权国家而历史上又遭受过西方国家禁运和封锁造成的。在这种情况下,“战争逻辑常常压制了“市场逻辑,对能源供应被切断的担忧让我们忽略了中国的庞大市场本身也是一种重要的“能源权力,在中国需要油气进口的同时,能源生产国也迫切需要中国的能源市场份额。于大变局下,摆脱国际关系“伪命题对于中国至关重要,只有以立体多元的视野、开放包容的胸襟看待自己、观察世界,才能真正把握世界脉动,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

四、实现“历史回归"

近年来,中国国际问题研究存在一种普遍的“去历史化或者“空心化现象。就事论事、炒作新奇概念以及貌似“高大上、实则“假大空的“理论推导贻害无穷。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大变局下,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必须将国际关系史、外交史、中国对外关系史重新纳入研究和思考的视野,实现“历史回归。

实现国际问题研究“历史回归,必须要树立深邃的历史观,把现实问题放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加以考察,而不能拘泥于一时一事。当今美国的内政外交都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剧变,但这些变化并非无迹可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威尔逊提出“十四点计划试图以和平主义改造世界,到受挫后退回孤立主义,再到全面卷入第二次世界大战并确定战后国际秩序,美国对全球事务的关注和影响是持续的、上升的,而不问世事、洁身自好则是相对的、短暂的。一段时间的孤芳自赏之后,往往是美国对全球事务更广泛的参与和重塑。 当下,许多人只看到特朗普加紧“退群,因而认定美国是在搞“孤立主义。 但殊不知,美国正在国际经贸领域打破它曾经创立的旧秩序,加紧建立对其更加有利的新秩序:美加墨、美韩自由贸易协定已经签署,美日部分自贸协定也已达成,美欧正在加紧谈判,甚至不排除“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未来也被美国“收购的可能。 一个以美国为核心,以“零关税、零壁垒、零补贴为基本原则以及在环境、劳工等领域实施更高标准的高度一体化的大市场可能在不久的将来呼之欲出。

国际问题研究与国际战略运筹、对外政策实践具有高度的相关性,在国际格局和世界秩序深刻演变、中国发展与外部世界高频互动的今天,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必须承担起时代的责任,始终以维护国家利益和人民利益为根本出发点,从改善研究方法入手,在由世界发展、历史比较和中国利益为坐标轴的立体空间里,开展科学性、前瞻性、针对性的理论和政策研究,全方位地获取和传播真知识、实学问,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着力提高综合研判和战略谋划能力,为实现两个百年梦想的伟大目标作出切实贡献。

（作者是复旦大学国际问题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复旦大学一带一路研究院战略与国际安全研究所研究员，主要研究大国关系、俄罗斯问题。文章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本文为2018 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研究专项“以总体国家安全观为指引补齐中国国家安全治理体系短板研究(项目批准号:18VZL012)和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页岩革命背景下的美国能源权力及其影响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32)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