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玉军:对深化中国国际问题研究的几点方法论思考
2020年06月03日  |  来源:《现代国际关系》2020年第5期  |  阅读量:8537
沙特阿拉伯、哈萨克斯坦等中等强国也在纵横捭阖,以多元平衡外交获取更多实际利益。

反观中国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界,一些人简单地套用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概念,教条化地把中美关系归结为零和博弈,以美帝亡我之心不死作为认知和研究起点,否定主动作为的可能、否定外交谈判的空间,结论必然是落入修昔底德陷阱。这种学术思想的苍白、机械,和官僚机器“屁股决定脑袋“宁左勿右“怠政的习气相混合,导致的结果就是“中美必有一战的宿命论,从根本上限制了中国的政策选择空间,将把中美关系推向冲突不断升级、最终走向“新冷战的深渊!

把握世界脉动,要走出阴谋论思维误区,以扎实深入的研究把握国际大势背后的真相与规律。阴谋论的认识论基础是不可知论,反映的是其鼓噪者的懒惰和无知。2014 年国际油价断崖式下跌,不少人断言这是美国和沙特联手打压俄罗斯的地缘政治阴谋。但实际上,这是美国“页岩革命导致的后果:随着美国非常规油气田的大规模开发,国际油气市场出现了供过于求的局面,传统油气出口国沙特、俄罗斯起初为争夺市场份额竞相压价销售,继而又为避免恶性竞争而联手“限产保价。这才有了以前无法想象的欧佩克+,才有了在叙利亚问题上立场相左的俄罗斯总统普京与沙特王储萨勒曼在2018 年 G20 阿根廷峰会上击掌相庆的离奇场面。

二、树立复合性思维

当今世界,最大的特征就是变。变的速度加快、变的幅度增强、变的方向调整、变得更加复杂而难以捉摸。但无论世界变得如何复杂,人类的理性需要理解之,国家的决策需要理解之。因此,就出现了两个相互关联的问题:一是要清楚今天的世界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二是要调整我们的认知框架,用复合性思维来观察、理解、认知日益复杂的世界。

当代国际关系的首要变化在于议事日程更趋复杂。 与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凡尔赛—华盛顿体系、雅尔塔体系下地缘政治、大国关系主导国际关系不同,当代国际关系的内容极大丰富了,技术进步、人口增减、金融安全、气候变化、全球治理、人文互动、宗教因素都成为国际关系的重要构成要素,而且这些要素本身及其相互关系都是多向度、多维度甚至是“相反相成的:全球化既带来了世界经济、全球福利的普遍增长,同时也带来了不同国家、不同社群之间的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利益诉求进一步分化,进而导致了全球性的保守主义和民粹主义回潮;在全球性挑战更加突出、推进各领域全球治理的必要性日益凸现之际,二战后形成的国际规制却已无法有效治理全球性难题。但与此同时,构建全球治理新规则、新机制的努力却远未达成共识,因而出现了大量的治理真空;全球化条件下,各国间的相互依赖毫无疑问地深化了,但这种相互依赖往往是不平衡的,收益是不对称的。以往,人们更多强调相互依赖和互利双赢。而当下,这种相互依赖和收益的不平衡性却成为了国际关系中矛盾、冲突甚至局部战争的重要诱因。

第二个变化在于国际关系行为主体更加多元。冷战结束后,民族国家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与作用曾经相对下降,全球化浪潮一度高涨。但近年来,国家主义却在世界政治中重新抬头。全球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较前受阻,“国家间政治再次回潮。与此同时,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宗教派别、利益集团、部族团体甚至个人等非国家行为体都在对国际事务发挥着日益重要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能把国际事务再视为小薄饼,而是要看作多层蛋糕。要在多层次上来观察当代国际关系体系,国际层面、国家层面、集团层面、个人层面的诸现象都需要深入剖析。

第三个变化在于国际关系的运行方式更加复杂。 一方面,随着网络技术特别是社交媒体的广泛运用,国际信息空间既高度趋同、即时,又高度混乱、鱼龙混杂。各种“假消息“假新闻满天飞,“可控混乱与“混合战争大行其道。另一方面,在大规模战争风险下降的同时,各种制裁战、金融战、宣传战、心理战、情报战以及多形式、新形态的地区冲突却甚嚣尘上,国际关系体系呈现出高频振荡的不稳定状态。

认识复杂世界需要复合性思维。 这种复合性思维必然不同于传统的线性思维,简单地认为世界发展只有一种可能、一种方式、一条轨道。要摆脱牛顿力学的思维定式,理解相对论有关“时空是统一而不可分割的整体,它们之间是此消彼长的关系,这一命题在国际关系中的流变,充分认识到世界不是线性发展的,而是复杂的多元多次方程;世界是多彩多姿的,要把当代国际关系放在多棱镜而非老花镜、近视镜和有色眼镜下细心观察,唯有如此,才能看到其七色光谱和斑斓底色;世界是混沌的,不是非黑即白、不是非好即坏,不能用冷战时期的“阵营思维来处理对外关系,一条线、一大片式的写意手法已经无法适应当今需要“精细化计算的战略需求。

这种复合性思维必然是开放的体系。 不仅需要从自身经验和判断出发,更要善于倾听他者的声音;不仅要关注当下,更要关注历史与未来;不能仅仅就事论事,就政治谈政治、就经济谈经济,而是要看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社会等不同要素之间的复杂关系与多频互动;不能把国内事务与国际关系相互割裂,而是要深刻认识到内外两个大局的深度互动,甚至两个大局浑然一体,难以区分。

这种复合性思维应该是由历史发展、世界比较以及中国利益三维坐标共同组成的立体化体系。 理解复杂世界,必须正确处理好理论和历史的关系。很多人拿着抽象的理论去阉割现实,而没有将当今世界放在历史长河中来考察,这是万万要不得的。我们不能完全不要理论,但在理论和历史之间,可能历史镜鉴要比抽象的理论更加重要;理解复杂世界,一定要看清人类文明发展大势,唯其如此,才能在世界体系的坐标中找准我者与他者的真正位置;更重要的一点是,对于中国来说,任何时候都要清醒地认识到,我们理解复杂世界、处理对外事务的根本出发点是维护和扩展中国的国家利益。否则,我们的研究就可能找不到方向,甚至可能会走入歧途。在国际形势乱云飞渡的当下,实现从理想主义和浪漫主义向理性现实主义的回归,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

三、摆脱伪命题

国际关系中的各种现象纵横交错,国际问题研究也经常被不同类型的伪命题所困扰。

作为哲学和逻辑学概念,伪命题有其自身的界定。维特根斯坦继承了贝克莱、休谟的经验主义学说,将所判断的内容不属于“真实世界的命题,如形而上学命题、神学命题、伦理学命题以及美学命题甚至逻辑学、数学、自然科学中的推演部分所涉及到的命题定义为“无意义命题。维也纳学派的重要成员艾耶尔将命题分为真命题和伪命题。真命题包括永真性、由逻辑来保证的先天分析命题和对事实进行陈述的后天综合命题,伪命题则对应着“无意义命题。逻辑实证主义对于真伪命题的划分标准是证实原则,而可证实性可分为实践的可证实性和原则的可证实性。波普尔等理性批判主义者又提出科学和非科学划分的证伪原则,认为非科学的本质不在于其正确与否,而在于其不可证伪性。证伪主义应采用试错法,试错法对理论的修改和完善是没有止境的,试错法的结果只能是一个较好的假说,但不是最好的假说。最好的假说是终极真理的代名词,和科学精神相悖。

与作为严谨的专业哲学术语既有联系又有区别,今天我们所说的伪命题通常是指不真实的命题,既指该命题不符合客观事实和科学道理,也指无法断定其真假,既非先天分析命题、也非后天综合命题的“无意义命题。实际上,它包含了无实质意义的伪概念、不成立的伪问题和无法证实或证伪的伪陈述等多种含义。

时至今日,在国际问题研究领域仍然流传着形形色色的伪命题,道听途说、以讹传讹,不仅干扰学术研究、耽误学生获取知识、影响民众理解世界,甚至误导国家决策。

在诸多国际关系伪命题中,一些耳熟能详的地缘政治理论也存在巨大争议。比如,麦金德有关“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统治了欧亚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于 的论断不仅被诸多学者所引用,甚至被一些国家作为制订对外政策的理论支撑。

大英帝国和沙皇俄国曾为争夺“世界岛展开了惊心动魄的“大博弈,德国地缘政治学家豪斯霍费尔也推出了控制“世界岛计划,并被纳粹德国奉为发动侵略战争的圭臬。即使在当下,当涉及有关阿富汗、中亚、中东事务以及俄美关系问题时,也经常听到一些学者言必引这一地缘政治学说的“金科玉律。然而,麦金德的三段论推理本身就是一个包含伪概念的巨大逻辑陷阱:究竟哪里是“世界岛、谁能清晰确定它的范围? 谁、怎样、何时可以占据“世界岛? 如何才能证实或者证伪“统治了世界岛就可以统治世界? 这一切,都是一笔糊涂账。较之地缘政治理论的明显缺陷,石油峰值论和增长极限论由于放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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