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肺炎是加强全球化治理的重要动力。我们呼吁一个更积极更有远见的国际多边体制，带领人类社会走出全球化治理危机。疫情从古至今都不是单纯的医学问题，大疫当前，很难靠个别国家单独解决，疫情防控已经是全球事务。随着疫情持续，世界经济格局在不断重塑，美国深陷其中难以独善其身，唯有全球社会携手防控才能共度难关。世界各国需要联手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有序运转，协同实现疫情后的全球经济复工复产复市。
全球应告别“无债不欢”，避免“萧条经济学”回归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金融贸易学院院长 章玉贵
新冠肺炎疫情对经济造成的超大规模冲击，是对经济体系弹性或吸损能力的一次代价高昂的较长周期测试。由此导致的全球经济衰退自然无法避免，目前来看，美国、欧元区和日本经济都跌入了较为严重的衰退。中国一季度GDP同比下降6.8%，这是自1992年公开季度GDP以来首次出现的季度负增长，中国经济会呈现“V”型形态还是其他形态还需要进一步观察。
“萧条经济学”的回归来源，从表层原因来看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海外疫情应对不利，疫情如果得不到有效控制，市场微观主体参与经济活动的动力就难以恢复，经济也无法常态化运行；第二，市场在短期内看不到即期胜利的曙光而陷入恐慌，由此产生的流动性紧缩，使全球市场出现不同程度的崩盘；第三，各产油国为争夺油价主导权进行博弈，加之疫情导致全球原油需求大幅下降，天量供给遇上萎靡需求，油价刺穿了美国资本市场非理性繁荣；第四，在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后工业化时代，发达经济体货币当局承担的角色越来越重，这就意味着风险也在不断积累。
从深层原因来看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实际经济增长和产业技术进步无法有效对冲泡沫和风险积累，全球经济深陷“无债不欢”的风险三角，表现在经济增速不断下降，杠杆率不断上升，政策空间不断缩小。供给方面，发达经济体遭受“长期停滞”，老龄化、投资欲望疲软等原因造成的产出下降不可避免；需求侧方面，大量新增信贷和货币创造被用于购买存量资产，而非生产性投资。杠杆率不断上升，政府部门为避免需求过度萎缩不断加杠杆，绝大多数发达经济体和新兴经济体，金融危机之后未能真正实现货币政策常态化，政策操作空间较上次危机前大幅收窄。二是全球经济金融体系担保人缺失，作为全球金融体系主要担保人实力有所下降，也未能向全球实体经济注入增长动能。
美联储目前正在无上限拥抱MMT理论，该政策将对新兴市场造成“达尔文主义”式的冲击，新兴经济体外币债务不断扩大，这种对外汇债务的的严重依赖使得这些国家在危机面前更加脆弱。拯救全球经济没有“速效救心丸”，各国一定要摆脱“无债不欢”，通过信贷扩张支撑经济信心的怪圈。经济复苏也将是一连串的经济事件引致的，当务之急是消除重大预期的不确定性。短期结构性政策持续投放、深耕实体经济、修复失衡的全球经济生态才是避免“萧条经济学”敲门的有力途径。
中国在全球供应链被替代并非易事
复旦大学文科科研处副处长、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罗长远
中国是否会面对全球供应链调整的压力？越南是否会替代中国的一部分制造业？一方面，从外商直接投资来源地构成来看，香港仍然是最大的外商投资来源地，美国所占的比例并不高并且近十年来存在下降的趋势。数据表明，无论从供应链、价值链和产业链来看，还是从外资来源地来看，东亚地区是中国经济的重要依托，中国的发展并不十分依赖美资。当然，从另一角度看，中国利用美国资本的空间还比较大。另一方面，发达国家的“再工业化”空间并不一致。发达国家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并不存在整齐划一地重启工业化、大幅提高制造业比重的问题。制造业的分布与发展受到基本经济规律的支配，并非单纯的政府意愿就能轻易改变的。
从发展中国家来看，越南制造业比例的提升并不只是中国制造业调整的结果，也包含了其他东南亚国家制造业的转移。越南经济前景可期，但没有中国这样大的市场规模，经济发展过快容易造成经济过热。在中美贸易战爆发之后，越南对美国出口增多，但很快引起了美国的注意。我国的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目前稳定在30%左右，在全球供应链调整过程中，处在具有比较有利的位置。只要存在资源的约束，进口替代和出口扩张就很难同时进行，如果一些发达国家要进行进口替代，那么就必须把它出口扩张的一些资源转移过来，这并非易事。
“疫情可能催生互联网新巨头”的判断为时过早
上观新闻主编、高级记者 王多
互联网经济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最大的受益者。比如在线教育、在线娱乐、移动办公、电商直播和无接触经济都得到了爆发式增长。但这仅仅是互联网经济的表层变化，央行试水数字货币、区块链服务网络（BSN）进入全球商用阶段、中国发力云计算，以及以信息技术基础设施软硬件建设为主导的新基建，是疫情期间中国互联网领域更加值得关注和研究的重点。
第一，非典诞生阿里、京东的说法没有依据，“新冠肺炎疫情可能催生互联网新巨头”的判断为时过早。2019年世界独角兽500强中国企业第一次超过了美国；前十大独角兽企业中中国独占其四；排名前三的企业均来自于中国，并且都是典型的互联网场景应用型企业。因此，非典没有催生阿里、京东，新冠肺炎也没有阻断中国互联网经济高歌猛进的态势。
第二，疫情最大的影响在于对人的观念和行为的改变，使得原本的互联网冷眼旁观者和轻度使用者转变为积极参与者和重度使用者，从而做大互联网经济的价值增量。同时，疫情会加速互联网经济的深度纵向发展，比如新基建的巨大投入预示着互联网软硬件建设的春天真正来临。但是，从美国的情况来看，多数行业产业在裁员，而少数的招人企业，比如亚马逊，所招人数也并不多。因此，互联网经济能够在多大程度上带动疫情后的经济复苏还有待观察。此外，疫情带给互联网最大的利好，是全球尤其是中国更加重视整个互联网生态的建设。从底层硬件到上层应用，从5G、6G场景应用到人工智能开发，整个互联网生态的打造，成为后疫情时代的突出经济行为特征。这为各种行业产业实现“+互联网”创造了更为有利的条件，可能间接带动复工复产和经济的逐步恢复。
第三，从世界范围看，这次疫情能否成为日本和欧洲互联网经济“弯道超车”的历史性机遇，还很难下定论，但可以肯定的是，日本和欧洲各国将更加重视互联网软硬件建设。至于能否赶上或超过中美还很难说。
第四，面对全球经济，尤其是产业分工的垂直化、区域化和本地化趋势，互联网在其中所起的作用究竟是加速还是阻碍，是值得深入研究的。
最后，电商、移动支付、虚拟社交是互联网对现代商业社会的转型式贡献。在5G、6G商用的加持下，可能会对企业产业，即生产创造端，做出结构性变革。在大数据成为生产力后，生产关系的调整可能会到来，这是需要我们持续关注和研究的领域。
荷兰“智能封城”举措对经济的影响
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助理教授 胡博
我将主要微淘荷兰的“智能封城”措施来谈。所谓“智能”指的是根据对社会运转的重要程度将不同的工作岗位进行分类，比如医疗、公共服务等重要岗位需要继续运转，而一些极有可能传染病毒的场所则一律关闭。“智能封城”的核心逻辑是以可控的方式建立集体免疫。其中，“可控”指的是感染速度可控，以保证足够的ICU病房。据此推测，荷兰的下一步举措很有可能是以可控的速度从年轻群体着手推进集体免疫，直到达到停止传播比例。“可控”也意味着，以上推进的速度相对缓慢。因此，“智能封城”在降低新冠肺炎冲击强度的同时，内生地增加了新冠肺炎冲击的持续性。
为应对新冠肺炎疫情，荷兰政府采取了多种纾困措施。第一类措施为经济资助，包括对有雇员企业采取的临时紧急过渡措施、对自雇人员提供的临时福利以及对受影响行业进行的一次性补助。第二类措施涉及信用和担保，主要采取免息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