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下的全球化走向可以从三个角度来观察，从历史观角度看，我们传统的全球化走到了“十字路口”，80年代以来以主权债务、企业债务不断累积为基础的货币化“救市”未能从实体经济失衡的角度解决世界经济的“结构性矛盾”，以持续量化宽松和低利率“灌水”来抹平危机周期的宏观调控模式已经走到尽头。系统性危机的实质不是生产过剩危机，而是金融“泛杠杆化”与“过度杠杆化”造成的“泡沫”崩塌、心理恐慌与预期混乱，在这样的情况下各国频繁、过度且往往提前反应的反危机干预，掩盖了实体经济劳动生产率长期低迷的根本性矛盾，并抑制和阻隔了市场力量的作用。因此，金融主导的全球化必须向贸易、制造主导的全球化“回归”。

　　从格局观看，全球治理陷入危机严重分裂了全球化的理念与政策体系。全球化理念分化为欧美“自由、民主”为导向的“价值观”与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主张以生存为第一人权的“发展观”；全球化行动分化为“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两个方向；全球化未来分化为“互利共赢”或“马太效应”两个前景。总而言之，全球治理面临着体制重建与机制再造。

　　从角色观看，全球治理的“碎片化”决定了“抗疫合作”无果。理念分化导致“个体自由”和“集体意志”的差异、利益分化导致“甩锅行动”与“国际合作”的差异，疫情之后的全球化可能会表现为存量上的平行与交互以及增量上的“脱钩”。总而言之，不安全的全球化导致了不安全的供应链。

　　什么是安全的供应链？具体来说分为六种形态，分别是基于组织与网络韧性的全球静态供应链；基于供给有备份与需求可替代的国内应急供应链；基于时空转化而能够角色互换的外部弹性供应链；基于链主或核心枢纽地位，具有自主选择权或不可替代性的主动供应链；基于全产业链（NVC）基础的可平行、可交互式供应链；基于“帕累托最优”与“卡尔多改进”的全球动态供应链。

　　从上海来看，疫情的影响情况和全国有相似性也有差异，上海有一个特点就是外贸对于GDP的贡献正在不断地收缩，同时表现为一种逆差型的外贸，特别是高科技产品进口对于上海产生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外贸的结构性贡献要大于总体性的贡献。目前我国规上企业复工率已达99%，但是美日在华企业复工复产率徘徊在相对较低水平，接下去的动向值得关注。

　　疫情或会加剧美国经济长期失衡问题

　　复旦发展研究院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世界经济研究所教授 孙立坚

　　美国在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通过大量流动性投放的方式来修复金融资产的价格，使得企业和消费者的债务降低下来，运用金融市场估值较高的财富效应去带动大家的消费，从而带动服务业的就业市场。美国的消费者储蓄偏向于风险资产，而企业和政府偏向债务、安全资产的杠杆，这种结构的失衡是非常严重的问题。全球供应链的断裂伤及石油战略，石油期货市场金融家过度渗透和石油战略中政治家过度强调自己国家的利益更是加剧失衡问题。

　　经济危机倒逼美国政府大规模救市，美国采取了“发红包”的措施，然而救市资金在生产性投资领域的布局很少，同时这种大规模的救市政策是以天量的量化宽松政策为代价的，这种政策会以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主导地位渗透到贸易结算、投资币种选择等多个领域，企业暂时观望把自己过剩的资金采取金融对冲风险的手段作为应对风险的挑战。救市资金没有扶持实体经济反而造成更严重的金融价格信号的错配和泡沫崩盘的系统性风险。

　　一方面，美国政府享受货币的大餐扶持经济，政府的手会扭曲资源配置，通过贸易和金融渠道影响其他国家，中国可能未来受到美国的干扰会越来越大。另一方面，大批美国创新企业商业模式的改变令人担忧，即它们现在偏好杠杆融资，又在股市回购自己股票拉升估值来影响社会资金的流向，从而享受股市泡沫带来的财富效应，增加了金融系统性风险。此外，投资股市的储蓄占比在不断上升，助长了资产泡沫。泡沫受疫情影响一旦破裂，将使美国经济长期失衡的问题变得更加严重。最终一些严重经济后果可能会转嫁到第二大经济体的中国头上来。

　　对此，中国应发挥全球供应链全方位参与的比较优势，弥补市场在外和技术在外的核心竞争力的短板，与此同时要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良性互动的关系，解决过度依赖政策金融会带来的“产能过剩、库存积累、债务攀升、成本加剧、短板暴露”这种会导致经济恶性循环的问题。期待人民银行数字货币会产生对民间数字经济和数字金融发展的鲶鱼效应，从而提升大国安全和可持续发展所需要的市场活力。

　　全球疫情危机将加速供应链的本土化、区域化和数字化

　　华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院长 殷德生

　　疫情将使全球供应链呈现本土化的特征和趋势。目前全球供应链供给端处于中美德三足鼎立的格局，我国供应链主要集中在东亚，包括日韩和东盟地区；疫后在世界范围内将出现全球供应链的收缩，未来中国供应链本土化的发展将主要集中在京津冀、长三角和粤港澳大湾区，城市群驱动的供应链本土化趋势将会进一步强化。

　　疫后的全球供应链区域化也将得到加强。中国全球供应链的需求端主要集中在日本、韩国、东盟等国家和地区。相对于欧美来说，中国的全球供应链区域性特征更为明显。中国的贸易更多地是集中在东亚地区，但目前东亚区域的供应链面临着来自东亚内部的贸易保护与中美贸易战带来的挑战以及疫情的冲击。中日韩在机械设备、电机电气设备、塑料及其制品等产业的出口供应链遭受的破坏最为显著。中日韩在航空航天器、光学及医疗仪器、车辆及零配件等产业的进口供应链遭受破坏最为严重。

　　疫后全球供应链的数字化程度将会越来越高。从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现状来看，中美两国的数字经济规模在世界的排名分列第一和第二，远超其他国家。未来如何布局产业链的数字化对我国来说至关重要。我国拥有巨大的数字经济市场规模，未来产业链数字化的趋势和增速越来越显著。目前我国国内产业数字化融合程度正加速提升但相对于美国而言，我国的产业链数字化程度还相对较低。从区域来看，我国服务贸易主要集中于亚洲，而亚洲地区目前的跨境数字流动规模在世界的占比仍偏小。从全产业链内部结构来看，我国制造业的数字化程度相对于服务业的数字化程度要高。

　　为了更好地适应和推动供应链的数字化，中国要注重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参与数字经济与数字贸易规则的制定。但规则制定背后不仅是围绕商业利益的谈判，还将涉及大量复杂的公共问题、技术问题、商业问题，势必面临更多的激烈博弈。

　　疫情暴露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本质问题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副院长 田素华

　　新冠肺炎全球蔓延及其造成的经济损失与经济全球化发展密不可分。全球经济联系太过紧密、经济全球化发展速度过快和各国经济发展不平等，是引发新冠肺炎全球扩散和世界经济停摆的重要原因。新冠肺炎疫情暴露了现阶段经济全球化发展的三大本质问题：国际分工过度、政府和市场双重失灵，以及全球化治理滞后于经济全球化发展。

　　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不能等同视之。疫情在世界各国迅速蔓延需要我们对国际分工和国内分工重新思考。国际分工与国内分工都有利于技术进步、提高生产力和促进经济增长，但二者存在区别：国际分工需要主权国家之间的国际协调，但政府服务有边界，国际协调有时很困难。

　　经济全球化必须正视市场与政府双重失灵问题。解决全球化问题不能单纯依赖强制性的政治过程，更需要契约关系。疫情期间民间救助的影响有时比政府救助更为深刻，充分发动民间力量是处理全球化危机的重要机制。

　　经济全球化必须有全球化治理。当前的全球化过度强调经济利益与经济行为，没有考虑全球范围内经济活动公共治理问题。从贸易全球化、投资全球化到金融全球化，再到经济全球化治理，“逆全球化”与经济全球化交替出现。唯有正确认识全球化，才能对全球化进行有效治理。全球化不仅是市场全球化，还有安全、思维等全球化。我们不能简单地强调经济全球化，必须避免全球化的“短板”累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