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应对之策

1) 思想领域

黄仁伟指出，习近平主席近日在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上讲到，“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思想准备和工作准备。”外部环境长期变化不是一般的小问题，这是继毛泽东提出“备战备荒为人民”和邓小平提出“和平与发展”这两个根本性的战略口号后的又一战略变化。其中，外部环境是空间，长期是时间。中央在常委会上的公开提问表明当前学界对两个重大变化的具体内容的研究远远不够，大部分专家都还没开始思考这个问题。因此，全球化的倒退程度、中国和世界产业链的中断程度、美国和西方联手制造的可能壁垒以及技术上全面切断对华供应是当前研究的重点。如果各国都把疫情责任往中国身上推，甚至要中国赔偿，中国肯定不干，因此现在就要做好包括理论和战略的思想准备以及包括力量部署和政策调整的工作准备。

2) 经济领域

林大建表示，中国当前战胜疫情的关键法宝在于动员群众及组织群众的能力。通过这次疫情，使我们看到基层组织、社会组织及民间力量对中国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通过对上一轮由市场和资本作为主要推动力量的全球化的反思，我们可将新的全球化理解为以社会建设为主体，发展社区友好型经济模式的进程。欧盟制定的长期规划中曾提出以追求文化多样性为目的，发展以基础网络支撑的社区友好性经济模式。疫情之后，我国也可在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础上，适度发展社区友好型经济。在此基础上，从里向外逐步向“一带一路”国家推进。上一阶段一带一路建设的侧重点主要在公共服务均等化，即能源、交通、电信、物流网络的建设。今后可将提高社区治理能力和社区经济的自给自足作为新一轮重点建设领域，解决导致地缘政治冲突的宗教种族等各种问题，在和而不同的基础上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

花长春看到中国可以从三方面抓住经济机遇。第一，从产业链的角度看，目前一些产业链在海外受到冲击更大，欧洲整个汽车产业链、日本对中国的机械设备的出口，包括工业机器人的出口可能会受到比较严重的冲击。如果整个供应链融资都存在一定问题，国内一些企业可以从市场角度进行替代。第二，从中长期的视角来看，新的生活方式肯定产生新的消费方式，包括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距离（social distance）、在家远程办公、网上消费模式等一系列变化。生活方式改变对于相应行业，尤其是5G、数据等新兴行业产生更大的需求。第三，从全球角度看，中国可能提供一个相对比较好的资产环境。中国的未来经济增长、政策空间、基本面情况比发达国家更为稳定。此次疫情之后，欧美资产负债表扩张较大，增长也较缺乏。由于资产负债表扩张之后再扩张能力弱，相应资产收益会变薄。就2008年到2018年之间的情况比较来看，中国相对保持比较高的经济增速，一些长期投资者投资的区域可能集中过来，人民币国际化也有可能面临机遇。

3) 政治领域

黄志坚认为，华侨处境令人担忧，中国政府需为此表态并作出相应举措。如果疫苗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无法研制出来，政府需要思考在医疗资源允许的范围内的群体免疫问题，不能把把未来全压宝在疫苗和特效药上，经济保不住比疫情更可怕，要评估社会代价，要两害取其轻，在医疗资源等能够承受的情况下逐步恢复正常的社交和经济活动。

李巍认为，目前中美双方精英人物都需要在情绪上冷静下来。舆论战没有赢家，双方都不需要，也不应该有打舆论战的思维。冷战包括经济上的相互封锁、政治上的相互结盟对抗以及意识形态上的相互竞争。我们不应炒作哪个国家抗疫模式更好，每个国家有每个国家的事情，各方面过于强调只会加剧民间情绪上的敌对，这对中美合作抗疫不是一件好事情。

此外，中国在逆全球化的背景下应坚持开放，不搞自我封闭和隔离。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当所有国家都走向贸易保护，美国是从1934年就开始走出贸易保护，贸易保护只持续了短短4年。事实也证明美国是整个大萧条当中最早恢复的国家。中国一定要保持定力，坚持开放。

中国要高度重视东南亚在中国对外经济关系当中的战略性地位，以前排名第四的东盟十国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大贸易伙伴。东盟的战略性地位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东盟国家人口多、经济发达，是发展中国家当中比较好的经济板块。作为中国的经济后院，这个板块对中国很重要。另一方面，东盟国家将成为连接欧洲、日本和美国的桥梁，如果美国、欧洲和日本聚到一块，把中国排除在外，这个环境会是很糟糕的。东南亚部分国家实际上可以扮演产业链的桥梁，这样中国和其他国家脱钩的态势很难完全发生。

（供稿：武汉大学政管院博士生郝念东，武汉大学政管院研究生张罗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