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认为中国模式在具有经济利益基础后将展开价值扩张，而美国并未依靠经济全球化规则有效做出限制。这种价值扩张被西方进一步解释为是一种 “国家资本主义”，是国家通过控制市场，以内部垄断和外部扩张为特征，通过全球寻租、“去美国化”、排他性集团化等方式牟取国家实力的快速积累。 美国将 “国家资本主义”列为自由资本主义的对立方，强调中国模式在经济全球化的便利扩张中运用不平等、不自由的异质性价值观攫取不当收益。如果新兴国家纷纷效仿并建立以国家为主要角色的市场体制、形成 “忤逆世界潮流”的集团，等同于在全球化规则下创建了新的谈判机制与利益分配机制，分化美国的建构权力。除此之外，美国还担忧得益于中国模式的异质性价值观，中国整合全球范围的碎片生产链条为系统化的地区生产网络的能力将进一步增强，从而对所有国家形成挤出效应，包括发展中国家。 由于国家权力与地位无法抗衡身为债权方的霸权国政府与国际组织，拉美、非洲等广大发展中国家无法建立异质性体制寻求行政效力，难以在南南竞争中占得先机。 这种挤出效应将广大发展中国家纳入中国的产业价值链中、变为中国的原料供给地与最终消费品市场，从而使中国获得具有独立与封闭特征的国际产业价值链，重塑了全球化规则下产业价值链的价值流动，进一步分解美国藉由经济全球化所能获取的外溢价值。 

（二）人民币国际化对美元霸权的影响 

中国大力推动人民币国际化始于２００９年。 ２０１３年第２季度，人民币贸易结算额突破１　６００亿美元，是２０１０年第１季度的５０余倍；第３季度，以人民币计价与结算的外国直接投资占比超过５０％ ，而２０１２年第１季度这一占比尚未超过１０％ 。 ２０１４年１１月，人民币已经取代加拿大元与澳元成为国际结算第五大支付货币，并快速逼近日元；在债券发行方面，除了中国大陆与香港债券市场外，北美、拉丁美洲与欧洲的人民币债券发行量也在迅速攀升。  在地位方面，人民币获得欧元与英镑的实质性支持，加入ＳＤＲ货币篮子。“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是促进中国新型开放经济体的建设，其中人民币国际化是实现愿景的关键领域，承担着支撑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地区金融合作、投资合作与信用合作的重担。依托 “一带一路”沿线跨国合作机构建立离岸人民币金融平台、以人民币为核心展开投资与贸易活动、引导人民币流通体系的建立、实现人民币的流出与回流，已经成为中国通过 “一带一路”建设加速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共识。 ２０１９ 年中国出台的 《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进一步强调强化香港的全球离岸人民币业务枢纽地位，与 “一带一路”倡议、自由贸易区战略共同形成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战略架构。 

“一带一路”的区域建设与贸易活动刺激了人民币的流出，而人民币流出的增多又推动了区域内人民币计价的活跃。由于亚投行、金砖银行等新的金融机构具有很强的人民币投资功能，并以支持流通速率极高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项目为主，必然显著提升人民币在区域内的储备与需求；且在经济危机与美国自利行为背景下，各国为了分化外汇储备风险而主动推动外汇储备多元化，也为人民币成为新国际货币提供条件。 虽然从中短期来看，人民币并不能挑战美元的货币地位、中方也没有挑战美元货币秩序的战略设计，但人民币结算在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对美元结算产生一定影响与替代的可能性非常大；尤其是随着该区域新兴经济体的经济潜力进一步被挖掘，人民币有可能借助区域经济的蓬勃发展而加快国际化步伐。因此， “一带一路”建设必然引起美国的高度警惕。 

（三）“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对美国链域霸权的潜在威胁 

在链域霸权下，在高端技术领域的知识优势与组织优势是美国霸权的核心利益，关系美国企业对全球产业运转的控制能力与盈利能力。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更多视中国为新兴市场而非新兴强国，中国在快速发展中所形成的国内市场成为全球中高端商品与服务需求的增长点。虽然１９９５ — ２００８年间，高收入国家与亚洲四小龙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的比重分别由７４％与２１％下降至５６％与１１％ ，而中国的比重由４％攀升至１３％ 。但在西方学者眼里，直至２０１０年前后，中国的大型国有企业仍然以国内市场为主要依托，其竞争力并未在高收入国家区域实现质的飞跃；民营企业则以发展中国家为外拓目标，出口低技术、低附加值、低产品价值的产品与劳务。换句话说，规模与利润的扩大与其说是因为中国产业竞争力的提升，不如说是因为增长中的国内市场、产业扶持政策与所有制差异，因而并不能挑战美国的链域霸权。 因此，近几十年来美国一直欢迎两国产业价值链持续合作，愿意以一定范畴的知识转让为成本换取中国市场。 

不过，近年来中国产业竞争力随着技术积累与产业转型而日益增强，并在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具有高端链域上的贸易优势。 而 “一带一路”建设除了能推动跨区域产能优化以促进中国企业的跨国经营与市场攫取的同时，还能强化中国在区域内所提供的技术溢出效应、要素供给效应与生产率效应，  推动区域价值链趋向以中国为核心的重构。从中美贸易摩擦不断升级可以看出，美国以拥有产权保护的优势变现为权力，阻止中国日益增长的实力从非科技领域转移至科技领域并成为地区与全球产业结构的重塑者。 在美国制裁中国的举措中， １　３００多项税目的加征关税清单并未聚焦导致中美贸易失衡的加工贸易领域重点产业，而是以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所列的中国新世纪重点扶持与发展的高附加值、高技术产业为主，而以上产业在当下根本不是造成中美贸易失衡的主因。 之后，特朗普公开指责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 ”作为产业政策对竞争市场的不公平性，并扬言要敦促中国政府放弃该战略，  从而昭示了中国在全球产业价值链中已经对美国的链域霸权形成实质威胁。 

（四）中美在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上博弈的升温 

公共物品意指通常由政府或社会团体提供、能被大多数人消费或使用、具有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的产品，引申到政治经济学，公共物品提供效率被视为霸权国合法性的重要理论依据。 如前文所述，国际间机制、各国平等性与普世价值观构成了美国的公共物品供给体制。具体来说，美国在制度上建立自由开放的多边贸易体系、在话语权上保护各个国家在谈判过程中做出互惠或妥协的能力，并通过宣传内嵌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理念以构筑资本与要素自由流通的价值观支撑。这种供给机制在全球范围开展并鼓励、允许各国 “搭便车”实现非竞争性与非排他性。当各个国家满足于当下公共物品供给体系效率而愿意支付维护成本时，公共物品供给方就能藉由垄断地位获得非平等利益，但需要时刻防范企图争夺供应权的潜在挑战国。⑧这一逻辑促成了美国近期的一系列举措：一方面利用 “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与美欧贸易谈判 “鞭笞”各 “盟友”协助自己，另一方面运用贸易战、单边制裁、各地缘冲突地带撤军、退出国际机制等公共物品 “私物化”措施投入公共物品供应竞争与供应方的利益变现。 

“新型大国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一带一路”倡议所代表的中方新建构思想则不局限于追求投票权、标准制定权等公共物品供应权重，而是将目光投向更适合中国政治、经济能力与区域供求关系需要的区域公共物品供给机制。 首先，中国既欠缺在全球范围提供公共物品的能力、又不具有全球性的利益分布，因而在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内提供非排他性与非竞争性的公共物品最具效率。其次，中国所追求的区域合作以技术性、较少争议性、不涉及国家主权的功能性领域为核心，并使合作形成的新共同利益能够超越主权纠纷与政治分歧。这符合中国的 “不干涉内政”原则与 “不称霸”原则。再次，中国希望公共物品供给机制与国内产业政策实现良性延伸，实现国内具有比较优势的公共物品在区域层面形成有效投射。这是由 “一带一路”沿线区域对中国比较优势产业之间的供求关系所决定，也与国内 “走出去”产业战略、建设新型开放经济体理念相一致。 

这种非安全类的功能性公共物品供给模式正对应美国体系的软肋与弊端，从而引起了美国的高度警惕。一方面，功能性公共物品供给制度较少触及国家之间在政治与安全层面的博弈，能有效地在区域内建立利益互信并显著增加战略对抗成本，降低冷战逻辑余存的阵营对立思想在区域经济合作谈判中的影响。阵营对立思想的缓和意味着各国对安全类、政治类公共物品的需求在下降，也就意味着美国安全类物品供应的需求在下降。另一方面，功能性的公共物品供给制度强调经济物品与制度物品的供应效率与范围恰好弥补了美国自利行为所导致的区域公共物品供给严重不足的问题，填补了经济治理空缺。这使得中国在经济领域的公共物品供应权显著提高，从而加剧美国在经济类公共物品供给方面所面临的困境：如果持续采取自利行为降低供给成本，则可能无法阻止供给权向中国的转移；加之中国治理方式进一步降低了安全类、政治类物品需求，则可能使美国的公共物品治理能力陷入恶性循环。